年，刘家坤调任太和县委书记。太和县委一名干部介绍，刘家坤刚到任时也很清廉，从不收礼，走路上下班。“但后来不少人发现他有个情妇，从这个方面突破。”
　　安徽省检察院办案人员介绍，赵晓莉原为阜阳市一名开发商，２００２年与刘家坤结识后发展成情人关系，两人育有一子。初期刘家坤对赵晓莉约束较严，后来为避嫌，准备送小孩去上海上小学。赵晓莉提出要为小孩将来的生活费考虑，击中了刘家坤的“软肋”。
　　“２０１０年刘家坤兼任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让他意识到退休临近，产生趁现在多搞点钱的想法，这是他放手受贿的分水岭。”
　　土地房产市场本应由政府部门管理，刘家坤为插手其中，设立了由县委书记主持的太和县城建联席会议制度，成为他控制全县市场、权力寻租的平台。办案人员介绍，刘家坤受贿的方向性明确，亦有其“界限”，未发现其在干部任用方面有“卖官”行为。
　　忏悔：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案发后，刘家坤退还了所有涉案赃款、赃物，表示认罪、服法，忏悔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信任、太和县人民的重托。并在《悔过书》中自我剖析，担任县委书记一段时间之后，思想道德出现滑坡、物欲膨胀，摆不正位置，狂妄不拘、独断专行，不按程序决策办事。“我的教训证明，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柏顺分析，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县委书记作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个岗位，腐败多发的原因相近，监督体系的漏洞明显。
　　“刘家坤案件，是一次信仰的失落、利益的诱惑、人性的弱点，在缺乏监督的权力之下的全暴露。”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范和生认为，必须从制度上加强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扭转“前腐后继”的恶性循环。
　　专家提出，刘家坤之类贪腐也表明，当前我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仍不到位，政府过多地介入到土地、矿产等核心经济资源的配置，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在庭审现场，刘家坤、赵晓莉承认所有指控，多次表示认罪服法。提起６岁的儿子无人照料，刘家坤几次落泪，恳请法庭对赵晓莉从轻处罚，使她能早日刑满出狱照顾儿子。（“新华视点”记者 徐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