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近期到美国考察学习，近距离地观察美国，我们发现了一些对于我国现代化特别是对惩治和预防腐败有益的东西。也许文中对美国有些过誉之处，但主要目的只是择其善者而用之，以利于纪检监察工作与时俱进的探索和实践。 

平视美国：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其文化法律基础，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立法的严密和执法的严格、对正面典型的弘扬，既是美国繁荣和效率的法律基础和文化环境，也是反腐败和防腐败的有力保证。 

从经济角度分析，人们惊叹美国的繁荣，更多地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资源要素的天然禀赋和历史的机遇，而往往忽略了美国对于各类资源的配置能力，即美国经济机制的效率。这种效率源自民主和法治以及以此为基础构筑的美国个人、法人和政府的相互关系，源自美国各类经济制度和法规、各种经济机构、各种经济功能的文化载体。例如，美国的“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个人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自我控制是很不牢靠的保证；要防止权力滥用导致腐败，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因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如“自动纠错机制”等体制和制度，为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升官发财”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一句口头禅，把升官和发财联成一体是妨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人从开国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特地提出一条意见，明确地要求把升官和发财拆开。基于这种动力分流的思想，美国历经长期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文官制度，并制订了相当严格的约束文官的“利益冲突法”、“廉政法”等等。 

从法律角度研究，历经多年的完善，美国的反腐败法律和制度逐步成熟并发挥巨大作用。我们认为美国反腐败法律有这样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严而不厉。即执法严格、法网严密。小罪必受法律惩治，但惩治得并不那么严重。严而不厉是美国反腐败的策略，从小事约束公职人员，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他们发展到严重的犯罪。防止腐败的工作重点放在面广量大的“食草者”（指利用工作之便偶然获得油水的公职人员）身上，减少“食肉者”产生的土壤。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的“自动纠错机制”。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美国人特别强调对正面典型的弘扬，对于建树较多、清正廉洁、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美国人十分真诚，这与我们经常强调廉政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他们看来，一切组织的防范措施最终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参观美国首都华盛顿，看到那肃穆的历史画廊、庄严的伟人塑像、雄伟的纪念碑、纪念堂、纪念馆，我在想，这些无声的语言在纪念逝者，更多的是鞭策和激励着来者。 

俯视美国：美国历史上腐败滋生蔓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遏制腐败主要得益于不断的政府改革运动和强大的法律约束，道德和舆论约束也彰显巨大威力。 

美国建国后的200多年间，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峰），再逐步遏制由高到低的曲折发展过程。建国之初的几任美国总统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清正廉洁，同时政府规模比较小，腐败机会较少。19世纪是美国腐败的高发多发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拓荒运动的开展，产业革命萌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职能迅速扩张，公共财政支出的相应增加，西部土地投机、政党分肥、党魁操纵选举和控制政府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美国腐败程度的降低，主要得益于持续的政府改革运动。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有效遏止土地投机中的腐败现象；第二次是19世纪末的文官制度改革，遏制了政党分肥制的弊端；第三次是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改革政府管理，扩大政治参与；第四次是20世纪70年代政府道德革新运动，规范从政行为，建立一系列更加完善的法律约束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