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腐败——基于对《文化与组织:心里软件的力量》的思考
2014/4/20 0:06:13

 
摘要:本文通过对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一书的理解,结合文中关于文化的五个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从这五个方面出发,与中国当下腐败现象相结合,试探讨传统道德、政治、社会等的文化习惯对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习惯、腐败
正文:通篇阅读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一书,在书中霍夫斯泰德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他认为这种“心理程序”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区分另一群体的成员的集体思想的反映。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霍氏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社会经验、受过相同教育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这种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向来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工作,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本文将通过这五个维度对中国现存的腐败现象进行粗浅的解读,试发掘在中国这一特定国情和文化背景下,文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
一、权力距离与腐败(封建等级)
权力距离指的是一个社会、组织或者机构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各国的权力距离差异源于家庭,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其中作为主流思想的儒思想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沉淀下来,在儒家思想中包含了如“三纲五常”、“礼”等封建等级思想,其创始人孔子更是坚持认为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基础上,而作为家国一体下的中国古代封建集权必然地延续了家庭体系中的家长制原则,即家庭中的夫权和父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体现为君权的至高地位,这也意味着中国成为高权力距离国家。到了近、现代,虽然经过西方思想的冲击,以及国内知识分子等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打击,中国传统文化仍依靠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毛泽东批判过儒家思想,但他自己的思想中却包含了浓厚的儒家元素。可见,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源远流长的。按照霍夫斯泰德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的PDI——即权力距离指数为80,属于高权力距离国家。在高权力距离的环境中,人基本沿着“父母——孩子”、“教师——学生”、“上司——下属”这一主线成长,他们认同这一主线上的双方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不平等的延续。同样受到影响的另一种关系是“政府——百姓”,这也是腐败产生的一种文化土壤。因为,这种对不平等的认同,助长了掌权者的肆无忌惮,使得权力的代行者只受到所谓的责任等道德的软约束。
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腐败
个人主义社会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社会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在该调查中典型的中国人在个体主义指数上的得分很低,而在国民的心理软件中,个体主义程度低的,国家在经济体制中发挥可能性的作用就越大。我国古代文化始终倡导的是“为大我,舍小我”、“为大家,舍小家”,一贯以大禹治水三顾家门而不入为传统美德。20世纪70年代末,一群年轻的美国人访问中国,该团的翻译发现“做自己的事情”这句话根本无法翻译成中文。在这个国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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