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级待遇吸引410位博士说明了什么？它与近年来的公务员热一样，折射出当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官职”依然是人们的主要选择，官本位意识占据了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位置。它也进一步告诉人们：社会价值观的倾斜缘于分配的倾斜，就业意向的失衡来自社会资源配置的失衡。
一个人的学历越高，其就业的选择机会就越多，发挥专业特长、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就越强烈。按照这样的常理，对于博士生来讲，“官位”的吸引力应该远不如低学历者强烈。但事实并非如此，副处级待遇就吸引了410位博士！何以至此？因为社会资源分配向行政机构倾斜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方式，并没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得到相应的改变。一边是官员这一职业的高稳定、高福利、高权力预期，一边是其他职业的高风险、低保障和对未来的不可预知。其反差之大，已经到了副处级待遇就足以让博士们趋之若鹜的程度！
存在决定意识，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上述反差巩固着人们脑海中原本就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的强化又反过来加剧了我们国家人才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失衡。有统计显示，在发达国家，70%的高级人才集中在企业；我国则恰恰相反，70%的高级人才集中在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这种现象目前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近两年，在南方的发达省份，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企业虽开出30万年薪，仍一“工”难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海进行的4000户居民入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见4月8日《中国青年报》)“产之者寡而食之者众”，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令人不安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来讲，其危害更不可低估。
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要做的，应该是进一步加快改革的步伐，尽快改变社会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局面。如建设有效政府，让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革除官员的终身制弊端，在官员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社会和市场尽快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力量；进一完善劳动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只有社会资源分配公平了，比较收益合理了，社会上的每个职业才能具有相应的吸引力，人力资源才能向最适合、最能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职业和岗位流动。
前面提到的某地的人们无疑是精明的，他们用“处级帽子”的确引来了人才。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似乎是在公开地向社会展示“官位”的巨大优越性和诱惑力，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向着“官本位”的路上走。这种只追求短期效应或者说只追求局部利益的做法，让人不得不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