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晫《今世说》载：明清易代之际，有两个秀才赵瀚、邹甲方，一同居住吴江（今江苏）西郊。那时正值乱世，许多秀才纷纷放弃功名，以示反抗。不久，朝廷掌管教育的官吏来到吴江，发出通告：前明秀才若不按时到县学报到，将被定罪流放。听到这个消息，赵瀚开始动摇。邹甲方正色劝道：“我辈但当论是非，不当计利害。”赵瀚听此言，心中一懔，于是打消了原来的念头。事后赵瀚逢人便讲：“微邹君几丧吾守。”
“但论是非，不计利害”，讲的是做人的原则。赵瀚在威逼之下，想要“复出”，是放弃原来的选择；邹甲方“威武不能屈”，是坚守做人的节操。此中道理，《论语》之中一句足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利害是非看似分明，其实利害之中便有是非，利害恰在是非中。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说得再明白不过：“成仁取义，虽害，利也；乞墦登垅，虽利，害也。”
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响彻古今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何尝不是“是非面前不趋利不避害”这一品格的表达？南宋末年，文天祥起兵勤王，兵败被俘，至死不屈。他被带到元兵将领面前，拒不跪拜，曰：“我能死，不能拜。”面对威逼利诱，慷慨陈词：“为宋丞相，宋亡，义当死；为北朝所获，法当死，何言？”元世祖在大殿之上，亲自允诺文天祥“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文天祥朗声答道：“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就义之时，颜色不变，问市人：“孰为南北？”南面再拜就死。“见闻者，无不流涕。”
利害之大，唯有生死；生死面前，最见大义。邹甲方做到了，文天祥做到了，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在义利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丹心一片，光照千古。
中国共产党人最好地传承了“但论是非，不计利害”的品格。“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在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只讲是非，不计利害，虽九死犹未悔；在建设、改革时期，共产党人同样如此，而且始终以明确的是非观要求全党同志，为的不是私利而是给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
“脱利无繁难。”且不说那些腐败分子皆属是非不分、利欲熏心的人，当下以各种面目粉墨登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质也还是“论利害，不计是非”。热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会以各种方式明哲保身，只求位子安稳不问事业成败，只图个人安逸无视问题积压。程颐曾一针见血指出：“如做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
当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之时，孔子断然回答：“再，斯可矣。”何以如此？多思转多私。多思，思的是个人得失，思的是利害权衡，大义原则会隐退，个人利益会抬头。当此之时，何以有是非之间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何以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和作为？何以有宵衣旰食、夙夜在公的动力和激情？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有言：“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有了这样的情怀，有了这样的担当，定然会有“但论是非，不计利害”的坚定选择。（王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