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主审法官宣布因案情复杂，择日宣判。
庭审过程中，未涉及曾华的老上级、潜逃的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的名字，也未提到坊间传闻的曾华包养情人的事实。
庭审结束后，昆明市中院开了一个不到5分钟的新闻通报会。
昆明市检察院三名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出庭提出控诉。公诉人指控，被告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超过200万元，其中包括人民币47万元、美元146450元、港币95000元、欧元8000元、日元16万元及价值人民币近14万元的手表、翡翠等贵重物品，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社会影响恶劣，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公诉人指控曾华先后接受了17家单位或个人的贿赂，其中有16家是昆明市的房地产商。有当地媒体预言，曾华案将牵出一批房地产公司老总，他的落马将在昆明市的房地产界引起一场地震。
公诉人描述了曾华工作及犯罪的轨迹。他于1994年进入昆明市规划局，从一般干部逐步提升为市规划局局长，手中掌握着昆明市建设的方案审批、工程规划、土地规划的大权，在昆明的房地产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众多房地产商追逐的“猎物”，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进行权钱交易。
曾华在法庭上坦言：“他们给了我好处，他们也得到了回报。”举例来说，改变建筑规划设计的容积率，例如将一处房产项目的容积率从0.6%提高到1.2%，这样销售面积就会提高一倍，房地产商的利润就会翻番；
改变规划用途，例如将市计委审批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改变为农贸超市及会所，将公益性项目变成了商业项目；
通过给下属暗示、打招呼的方式，为某些给过他好处的公司加快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或对有瑕疵的公司网开一面，使其顺利过关。公诉人指出，目前，昆明市房地产市场急剧升温，从几年前的几十家房地产公司增加到1000多家，市场竞争激烈，谁抢得了先机，就占领了市场的制高点；
由于曾华在规划局工作多年，他深知政策、法律，也知道昆明市的建设总体规划，所以他还充当了某些房地产公司的“高参”和“总设计师”，指出某个地块升值潜力大，某个地块将来有可能进行房地产开发。
曾华只是一个正处级干部，但他手里掌握的权力之大，从一件事实就可见一斑：一个正处级的国有绿化公司为了审批绿地项目，竟也向同级别的曾华行贿6万元。
在庭审中，我们注意到，曾华称是这些房地产商主动向他“进贡”的，而在书面证言中，这些向曾华行贿的房地产公司几乎众口一词，称是曾华向他们索取的。真实情况如何尚待查实，但庭审中有一个细节倒似乎证实了曾华的说法：有个房地产商派人送一万元钱到曾华的办公室，看他的办公室人太多，竟下到地下停车场，将钱硬塞到曾华妻子手中！
在法庭辩论中，曾华的辩护人对其做了有罪但可适当减轻的辩护，理由是，曾华收受了部分房产公司的财物，但并没有为其谋取非法利益，只是为其提供了一些政策咨询和指导性意见，这本来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这部分就构不成受贿罪的法律要件；在曾华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向司法机关交代了他们尚未掌握到的犯罪事实，当时侦查人员只掌握了他几十万元的受贿事实，而曾华则多交代了100多万元的受贿事实；曾华在出国考察期间就已知道司法机关在调查他，但没有出逃，按期回国，而且一直认罪态度良好，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应视为有自首情节，应该从轻或减轻处罚。
公诉人驳了辩护人的“部分未谋取非法利益”说，认为辩护人偷换了概念，法律规定只要收取钱财并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利益，即可认定为受贿；也驳了辩护人说的“提供咨询”说，认为这些房地产商看中的并非是曾华的意见，而是他手中的权力，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给曾华送钱，商人的本性是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而曾华则能帮助他们达到这一目标。公诉人也承认曾华认罪态度较好，主动交代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是否够得上自首情节，尚待研究。
在最后陈述时，曾华声音低沉，他承认公诉人指控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希望法官考虑到他认罪态度好、主动悔过，在量刑时从轻处理。
辩护人的一番话，听来令人警醒。
他说，曾华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干部，多次当选为规划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但随着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加大，放弃了思想改造，法律意识淡漠；在客观上，昆明市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规划局成为房地产商们“公关”的热点部门，规划局也成为腐败高风险的部门。
听完庭审后，一位旁听者发出感叹：过去把曾华养肥的是一些房地产商，而今天举报曾华、把他拉下马的也是曾经向他行贿的房地产商，这就是曾华以及类似贪官们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