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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腐败测量更加精准 ——《测量腐败》译者有感

[日期:2016-09-19] 来源:  作者: [字体: ]


2016-09-18       



责编的话

腐败伴随权力而生,在各个历史阶段、各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可能发生,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准确界定腐败和科学测量腐败是建立完善的惩治预防体系的两个基本任务,在民众越来越关注腐败,党和政府下大力气惩防腐败的背景下,科学测量腐败显得更加突出和有必要,而《测量腐败》一书不仅展现出了各国测量腐败和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本书历经近两年的修改和编校工作,终于付梓,尽管本书的译者和责编在出版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当拿到新书之后,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让我们的腐败测量更加精准

——《测量腐败》译者有感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我国快速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治理、政权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议题。近些年来腐败形势趋于严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纷纷介入廉政研究,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和逻辑进路出发,对中国当前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探索。在目前腐败研究领域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当代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活动的规模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尽管西方学界有人提出腐败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学者们的支持。国内学者们对此普遍坚持的看法则是,腐败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秩序的侵害是全方位的。首先,腐败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并会导致政府效率的下降。其次,对社会整体而言,腐败不仅不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且会将大量的社会财富从广大消费者转移到少数垄断生产者,或将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国有资产、公共资源转移给少数腐败分子、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利益相关者身上。此外,腐败在加剧社会不公的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福祉产生了巨大危害,并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构成了巨大隐患。


上述学理分析和定性判断,需要坚实的数据支持和经验确证。因此,对中国腐败规模和影响的量化估算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这项估算研究在学界往往是以寻租理论为基础展开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胡和立就对我国价格双轨制时期的腐败活动金额进行了初步估算。他认为在半统制半市场的双轨制下,广泛存在着各种资源(如商品、资金、外汇)平价与市价的差价。1987年存在的这种差价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即使腐败干部通过滥用权力攫取这种差价收入的5%,受贿金额也在100亿元以上。1988年价差、利差和汇差为当年数额最大的三项租金,连同其他杂项租金,总额估计在4000多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40%左右。此外,根据胡鞍钢的估算,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1995年至1999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都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 ~16.8%。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者则开始采用多种来源的数据和综合性方法对腐败规模进行测算。例如,倪星、王立京尝试从我国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腐败黑数和破案率,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租金的规模来测量腐败的规模和损失。吴一平则利用我国检察机关和法院审查腐败案件数据,对中国腐败活动的后果进行估算。其结果显示,腐败程度呈不断加深的趋势,腐败黑数也在不断扩大,反映出中国反腐败机构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反腐败机构及其执行者反而被腐败者所俘获,形成了集体腐败。此外还有学者考虑了除政府腐败之外的金融腐败的宏观经济成本,认为金融机构的寻租扭曲了资源价格,进而造成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学者们在研究中使用的大多为客观测量法,但由于统计方法的局限和腐败黑数的存在,在操作中难以对腐败程度做出比较精确的测量。


纵观过去20多年学界关于腐败规模和影响的讨论,可以发现学者们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关于测量腐败方法的专门讨论和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有待新一代学者的继续深化和拓展。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择推出了“廉政研究前沿译丛系列”,聚焦国际上廉政方面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为中国廉政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提供启迪。作为这套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译作,《测量腐败》将该领域目前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希望可以有效推动学者们开发设计出更加科学、完备和符合我国国情的腐败测量方法。





《测量腐败》一书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腐败测量专家和重要学者,他们考察了各种测量腐败的尝试,尤其针对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开发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Index,CPI)”和“受贿感知指数(Bribery PerceptionIndex,BPI)”等国际主流方法的利弊展开了严肃的检讨和反思。不仅如此,他们还提供了那些注重腐败测量的国家的最新案例研究。纵观全书,学者们聚焦的主要问题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 为什么要测量腐败?本书的作者认为,腐败问题代表着服务社会目标的机构里的资源“漏洞”。无论是如合同操纵之类的大规模漏洞,还是小规模的台下交易,漏洞成为了腐败活动和挪用稀缺的公共服务资源的土壤。公共资源不能无限增多,公共服务的使用者有权利知道他们的钱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服务。

 

  • 怎样定义“腐败”?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语义上的问题,但实际上腐败的的定义决定着测量什么以及建立怎样的模型。本书作者精彩地讨论了与定义“腐败”相关的概念性问题以及在发展评估政治腐败的发生率和严重性的适用手段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借此,他们不仅描述了现有腐败定义方式变化的轨迹,更提出了新的腐败分类方法。

 

  • 如何测量腐败这一现象?这是本书的中心内容。作者们一方面讨论了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CPI)并深入解释了2002年的指数背后的方法论问题,另一方面分析了CPI的若干缺陷。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以感知为基础的测量措施可以被广泛应用,并讨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 如何评估腐败的地区差异?本书的作者对腐败的地区差异十分关注。他们不仅对跨国家和地区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而且通过对荷兰、俄罗斯、尼日利亚、香港等地区的腐败情况进行多维的描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地方特色的监测腐败范围和结构变化的操作性方案。

 

在这些杰出的研究背后,作者们共同关心的是目前如何开发出测量腐败的可靠方法,以及更为重要的,腐败测量的结果可以怎样为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可以说,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该书的作者们不仅展现出了各地测量腐败和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科学和精准地评估腐败的规模及其危害,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测量腐败》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助力。

 

 

李泉,政治学博士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讲师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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