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执政之初，反腐败都处于严峻态势，也都出现了密集查办部级贪腐高官的相似局面。
“腐败惩治的要义在于其威慑与阻吓力，这种力量的发挥主要不在于惩罚的严酷性，而在于惩罚的不可逃避性。”
2013年7月6日，中纪委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继6月23日调查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6月30日调查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后，中央纪委连续第3周宣布调查省部级高官。
中共十八大以来，包括原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等人在内，共有6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自2012年底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反腐思路日渐清晰。无论是习近平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是中央密集向地方派出巡视组，以及屡屡打掉涉嫌贪腐“老虎”，均展示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努力。
如果回望更早之前的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之初，反腐败形势均处于严峻态势，当时同样出现密集查办部级贪腐高官的相似局面。但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几代领导人在处理反腐问题都有各自的方式和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代领导人的决心都是一样的”
十年前，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上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半年后，2003年5月9日，正部级高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北京以受贿罪被判死缓。之后，一批省部级高官陆续因贪腐落马，频率极高。
仅在2003年，就有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辽宁省高院院长田凤岐、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广东省高院院长麦崇楷等多名省部级官员获刑。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在2004年，包括正部级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在内，又有至少七名省部级高官因为贪腐遭到查处或获刑。
更早之前，度过了三年临危受命特殊时期后，江泽民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同样以惩治高官的方式，祭起反腐大旗，树立中央权威。当时包括原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部级官员，均以受贿罪遭到惩处。
放眼江泽民和胡锦涛整个任期，两位中共总书记在反腐问题上都表现得态度坚决，即便对方是国家领导人，只要涉嫌贪污也绝不手软。比如江泽民任期内，就查办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胡锦涛主政十年内，则有陈良宇和薄熙来两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落马。
早年有过从军经历的新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于解放军中的腐败更是“绝不姑息”。2013年7月7日至8日，中央军委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提出5点要求，其中就包括“廉洁自律、风清气正，坚决不搞腐败”，他要求军方高层“勇于向自身开刀，勇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
事实上，自习近平成为解放军最高领导人后，反腐旋风即在军中刮起：2012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对外公布，其中“禁酒令”格外引人关注，成为从严治军、转变作风的新抓手；2013年又在全军范围内更换新式军车号牌，严禁高档豪华车辆；2013年6月，解放军开始清查军队基建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杜绝房地产腐败。
沿着时光往前回溯，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同样对军队中的腐败痛下狠手：江泽民时期，查处了原第38集团军政委邵松高和总参某部部长姬胜德贪腐犯罪；胡锦涛任上，则有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获刑。
“三代领导人的决心都是一样的。”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是一以贯之的。
从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严厉程度来看，获刑高官被重判者为数不少。眼前就有2013年7月8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不仅体现了对腐败的高压严打态势，也彰显了法治精神。”
中国是少有的对腐败犯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郑筱萸都被判处死刑，反观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对腐败的最高刑罚就是十年。
在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看来，惩治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发现和惩处，一个是法律的制裁，“应将更多关注点放在发现和惩处上，这个更重要”。
“腐败惩治的要义在于其威慑与阻吓力，这种力量的发挥主要不在惩罚的严酷性，而在惩罚的必定性，不可逃避性。”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袁柏顺说，坐飞机掉下来后多半会死，但坐飞机掉下来几率很低，所以大家还是愿意坐。“腐败也是一样，被抓后看起来后果很严重，但只要被抓的几率小，那些人同样还是会腐败。”
1993年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
中共历来重视反腐，1949年前就已有之。中共通过武装斗争打天下时，依靠的是“战争反腐”。战争结束后，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考虑到有一批党员干部会被“糖弹”打中，他解决腐败的第二个载体是“运动”，即通过隔三差五地搞群众运动反腐。
在上述两个反腐阶段中，中共党内教育只起到辅助作用，不过因战争反腐和运动反腐作用明显，中共当时腐败问题并不严重。改革开放前，依靠群众运动反腐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颇为清廉的国家之一。但是，“运动反腐”有两个后遗症：一是严重干扰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二是助长某些心术不正之人在运动中投机取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决定不再搞群众运动。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李永忠对此的解读是：“领导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结构改革，只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权的分解，党内民主才能存在，党内监督才能加强，这样才能产生权力制衡。”
江泽民主政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反腐倡廉处在摸索阶段。在1980年代，中共党内一般是用“不正之风”、“贪污受贿”等提法，正式文件中“腐败”一词很少提及。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共开始确立“两手抓”方针，一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发展经济；另一个是反腐败。自1993年1月1日起，中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开启了反腐败的“中国模式”。在这个机制中，纪委处于“组织协调”的重要地位。一位专家介绍说，“对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100%是中纪委先查。”
在1993年8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中共又部署确定“三项工作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提出非常系统的反腐败思路，但还是摸索性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那次会议上，江泽民正式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工作得到空前重视。李永忠指出，自那以后，每年都召开一次中纪委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在京政治局委员悉数到场，“这个规矩一直保持到现在”。
胡锦涛在2002年十六大执政后，全面推行反腐倡廉体系的建设：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4年，中组部和中纪委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确立了干部引咎辞职制度；2005年，中共推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中共继续推行反腐败“五年规划”。
庄德水发现，胡锦涛十年任期中更注重整个社会的发展，“他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作为中央集权国家，在反腐败之外，追求的价值目标必定包括国家安全稳定以及经济发展。无数国家的反腐败实践得出一个结论：危机推动变革。如果执政者发觉腐败问题已经威胁到政权统治、国家利益等根本问题时，反腐败就会被高度重视。
在2012年底成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后，习近平当即向全党发出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功夫在反腐败以外”
三任总书记在各自任期内，根据不同形势特征，都推出了自己的反腐败方针。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成为反腐的基本方针。“标本兼治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综合治理治什么？”李永忠说。1994年，李永忠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发表过“以治本为主的必要与可能”文章，他认为：水灾、火灾、地震、安全事故全部是以预防为主，唯独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却提不出“预防为主”，核心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推进。
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后，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推出，2005年中国又加入《联合国反腐公约》。在此背景下，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央新领导集体，将反腐败方针深化后加了八个字，即“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在李永忠看来，“权力反腐”作为权宜之计，的确能解决很多当务之急，但也有局限性。“一些腐败问题虽然当时被严惩，被暂时压下去，但由于治标不治本，下面还是暗流汹涌，而且腐败反弹力度会更大，这就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愈演愈烈’。”
他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用人体制改革，以及监督体制改革尚未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只能以治标为主。
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亮相，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新的反腐工作重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如果我们把预防工作主要看作是治本，那么惩治工作主要还是治标。”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袁柏顺认为，现在中央很清楚——不治标无以治本。
近来，查处贪官力度较大，办案也很公开，当然这与愈来愈兴盛的民众“网络反腐”不无关系。“现在腐败行为只要被揭露并形成公众关注的热点，基本上都会查，而且非常迅速。”袁柏顺考察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成功经验，他发现必须依靠政府和民众形成合力和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反腐目标，“如果网上铺天盖地地在揭露腐败，但是政府不来查处，最后热一阵子，也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硕士研究生曾写过一篇论文，研究网络反腐的运行机理。他对人民网强国论坛上举报贪腐干部的帖子做过统计，从发帖、讨论、意见领袖表态，一直到政府介入需要经历七个环节。他发现，网络反腐带有很大偶然性，类似“表叔”、“房叔”等反腐个案具有很强娱乐性，可以吸引公众眼球，很多案子走不到最后就无声无息了，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中断，“100起网上爆出的案件，不超过3%得到查处”。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反腐问题专家均认为，要推行反腐败大业“功夫在反腐败工作以外”：首先进行权力结构改革，加强监督力量，其次推进民主和法治。
衡量是否有效推进反腐，何增科给了南方周末记者一个标尺：一是看体制、机制改革本身有无增加社会或公众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二是这种改革是否使政府部门的权力出现制衡和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