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问题的文化成因探析

关键词：国家文化；霍夫斯泰德；腐败；维度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腐败已经日益成为阻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换言之，腐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尤为严重。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当前我国已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这正是腐败最容易滋生、蔓延和泛滥的时期。腐败问题在国内已经上升到了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本文试图从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国家文化的五维度理论即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五个方面对腐败进行分析，从中探究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基本特征

1.腐败主体日趋高官化（如表1所示）。从解放初期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数量一直很少。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高层干部屡屡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近年来，在中央纪委领导下查处了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07年-2012年五年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其中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对比1984年-2013年最高检察院报告中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被惩处的人数，我们可以轻松的得出腐败主体日益高官化的结论。

表1：1983-2012年查处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数据表

说明：

1.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

2.表格中数据年份为报告年份，“——”表示报告中未显示。

2.个体腐败和集团腐败并存，集团腐败上升趋势明显。个体腐败顾名思义就是腐败主体为个人的腐败，是腐败的基本形式；集团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1]]集团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而非个人名义做出，为腐败披上“合法”的外衣。集团腐败的一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一部分人，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组成腐败团伙，通过精心谋划，协同实施，谋取私利;另一种不一定有严密的组织和团伙，由于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变质，上行下效，而自然形成的群体性腐败。如近些年的厦门海关腐败案涉及国家公职人员200余人；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牵涉公职人员160余人；湖北襄樊市委原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等。集团腐败的作案手法主要有：集体行贿、集体贪污（或挪用）公有资产、集体截留（或骗逃）国家财税资金、集体渎职，等等。

3.腐败现象隐蔽性越来越高，一些领域的官员“边腐边升”。从近些年发现的腐败案件来看，我国当前腐败现象主要是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智慧型犯罪，其腐败的手段更加隐蔽，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法地隐瞒犯罪行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腐败案件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大部分案件都是通过非常规手段——或由知情者举报，情妇、“二奶”反水或新闻媒体曝光才被侦破。从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来看，多数腐败分子一边腐败堕落，一边还被提拔重用。腐败主体总是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以种种理由欺骗组织，蒙蔽群众，甚至有些腐败分子在被查处之前还畅谈廉洁，教育下级机关及人员要坚决同腐败行为作斗争，随后却突然被查出有严重的腐败行为。

4.男性腐败远高于女性腐败。客观来说，腐败的主体是不分性别的，但是在我国，受传统男女社会分工的限制，腐败似乎对男性更“情有独钟”。如果爆出了女性腐败案件则不免会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这种讨论除了关于案件本身之外，更多的原因是腐败主体的性别为女性，有些少见多怪的意味。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其接触公共权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女性腐败的案件也随之增加，但与男性腐败相比较，还远远低于男性腐败的人数。

5.腐败亚文化在中华文明追求廉洁的主文化下开始形成。环视世界各国，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只有中国从封建社会（西方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标准）开始就始终追求廉洁，崇尚廉洁、抵制腐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说尚廉拒腐是中华民族对待腐败的主流价值判断。但是，一个客观事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腐败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一定时期还比较严重，业已形成了认同腐败的亚文化。腐败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降低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腐败亚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就会使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变态社会风气；同时，反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可能丧失，反腐败的难度必然加大，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会受到极大地挑战。

    二、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国家文化理论的五个维度

20世纪60年代末，荷兰著名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恰在此时，他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得以运用丰富的调查数据来研究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价值观，他的调查对象都在同一家跨国公司——IBM的各地分公司工作，涉及11．6万名员工。

经过为期20年的调查和研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开创性地提出了分析国家文化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阳刚气质-阴柔气质（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一经提出提出，便引起了全球学术界、企业界、教育界、政界等广泛讨论。1980年底，吉尔特·霍夫斯泰德遇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加拿大籍教授彭迈克（Michael Harris Bond），后者针对亚洲文化提出第五个维度：短期导向一长期导向，并得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认同。这五个国家文化维度的基本含义如下：

1．权力距离：指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在这里，机构（institutions）是指社会的基本单位，例如：家庭、学校、社区等；组织（organizations）是指人们的工作场所。^[[2]]各个国家由于对权力的理解不同。在这个维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人不是很看重权力，他们更注重个人能力。而亚洲国家由于体制的关系，注重权力的约束力。

2.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衡量某一社会总体是倾向于关注个体利益还是关注集体利益。其中，个体主义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相反，集体主义指的是这样的社会：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而紧密的内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于该群体的绝对忠诚。^[[3]]

3.阳刚气质-阴柔气质：当情绪的性别角色存在明显不同时，男性被认为是果断的、坚韧的、重视物质成就的，女性被认为是谦虚的、温柔的、重视生活质量的，这样的社会被称为阳刚气质的社会；当情绪的性别角色互相重叠时，即男性和女性都被认为应该谦虚、温柔和关注生活质量时，这样的社会被称为阴柔气质的社会。^[[4]]如果一个社会的阳刚指数MDI（Masculinity Dimension Index）的数值越大，说明该社会的阳刚化（男性化）倾向越明显，阳刚气质越突出；反之，则说明该社会的阴柔气质突出。

4.不确定性规避：某种文化中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受到威胁的程度。这种感觉经常通过紧张感和对可预测性的需求（对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的需求）表现出来。^[[5]]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文化比较重视资历、权威、地位、年龄等因素，并试图建立更加正式的规范，不容许偏激观点和行为；规避程度低的国家文化对于反常的行为和意见则比较宽容，规章制度也比较少，在哲学、宗教等方面容许各种不同的主张同时存在。

（5）短期导向-长期导向：指的是某一文化中的成员对延迟其物质、情感、社会需求的满足所能接受的程度。^[[6]]长期导向是指培育和鼓励以追求未来回报为导向的品德，尤其是坚韧和节俭；短期导向是指培育和鼓励关于过去的当前的品德，尤其是尊重传统、履行社会义务。

三、中国大陆在各个文化维度中的指数、得分和排名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是通过对全球70多个国家的价值观的测试得出，根据文化维度的定义，中国大陆在各个文化维度的特征。（详见表2）

表2：中国大陆五个文化维度的指数、得分级排名统计表

说明：前四个维度涉及全球74个国家和地区，第五个维度即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涉及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

通过对表2中各个文化维度的指标、得分和排名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大陆地区是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阳刚气质、弱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的国家文化，这些文化特征对于我国的公共组织的结构和公共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我们以此理论探析腐败文化成因的根基。

三、从霍夫斯泰德国家文化维度角度探析我国腐败问题成因

（一）高权力距离是腐败日益高官化的根源

英国著名政治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前一部分我们已经得出，我国属于高权力距离的国家，在此种文化中，组织中的等级制度反映了高低阶层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权力集中十分普遍，组织中的高层和基层之间的待遇、福利等差距很大。

1.高权力距离导致的不平等源于儒家文化的糟粕部分。中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中国文化中含有更多的关于“权力”的实践和理论哲学。孔子在《五伦》中界定了五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和朋友关系。这些关系基于双方相互的和互补的义务，也反映出关系双方权力大小的对比。由于儒家思想对这些关系的界定深入骨髓，内化为中国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接受这些被安排的角色并履行角色应尽的义务。这种文化反映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子女服从父母；同时上级也必须为下级，父母必须为子女提供体谅和庇护。这种传统的思维逻辑从根本上讲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

2.高权力距离导致权力的绝对化，增加了高级官员、干部的腐败风险。由于我国高权力距离的国家文化维度的特征，人们通过对过去的认知来寻求进行腐败风险的规避。在行政文化和现实的条件下，高权力距离孕育了绝对的权力，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拥有绝对权力，上级不能违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必须服从，甚至下级从思想上也认同这种绝对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的权力就不可能受到来自下级的监督，并且权力越大，其受到监督和制约的可能性和限度就越小，权力出现腐败的可能行就越大。所以，在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同时，腐败主体的高官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二）高集体主义的国家文化特征是集团腐败高发的根基

霍夫斯泰德认为，高权力距离的国家集体主义程度更高，二者存在紧密联系，中国恰恰是如此。集体主义主流意识下，群体中的人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对内群体的组织成员更加信赖。“这个人终生都会忠于自己所在的内群体，而打破这种忠诚是人生当中最糟糕的事情。个人和他所在的内群体之间，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心理层面上，都存在者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7]]

1.家庭中的集体主义与集团腐败。在集体主义的家庭之中，家庭成员被认为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资源。如果在一个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人的大家庭里，只有一个人有工作，而其他人没有，那么这个工作的人需要把他挣得钱拿出来养活全家。同理，一个家庭可能不集中所有的积蓄来支持一名有潜力的成员接受高等教育，希望他日后可以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来养活整个家庭。在我国这种现象是极其普遍的，很多出身于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的国家公职人员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在他们成为某一公共部门的成员之后，他自然会有一种回报曾经帮助过他的家庭成员的思想。在我国，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的集体腐败是集团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公共权力部门的集体主义与集团腐败。所谓公共权力部门，是指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拥有由政府官员及其相关部门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的部门。在我国主要公共权力部门有两个：一个是政府，政府是公共经济部门的最主要成员,是一种公共组织，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对居住在某一社会中的个人活动进行管理，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另一个是公共企业，一般是指政府拥有的以提供公服务为宗旨的企业，但也包括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宗旨的部分非国有企业，在我国具体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

在集体主义国家文化的社会里，公共权力部门本身就很可能在情感意义上形成一个类似于家庭的内群体。在这个内群体中，上级相当于家庭中的父亲，下级相当于家庭中的孩子，下级服从上级犹如孩子服从父亲一样。所以，如家庭内群体一样，公共权力部门也容易滋生群体式的腐败。例如一度震惊全国的黑龙江“官场地震”事件：2004年6月10日，黑龙江省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议正式宣布，免去韩桂芝的黑龙江省政协主席职务；2004年10月10日，黑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宣布，接受副省长付晓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辞职，加上此前已被免职的另一名副省级官员——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秋阳，五名副省级高官的变动拉开了黑龙江高层“换血”序幕；11月初，包括双鸭山市委书记湛胜田、七台河市委书记高志杰、黑河市委书记张永刚、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徐春田等在内的一批厅级官员也被免职或撤职；12月18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五位正厅级官员的任免，决定撤销王滨起的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职务，张弛的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职务，张铁军的黑龙江省交通厅厅长职务，洪英华的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免去赵学礼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外，2004年，原黑龙江森工总局党委书记姜彦福被“双规”，原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吴杰凯则在纪检部门对其关注之后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8]]此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湖北省襄樊市委原书记孙楚寅，“慕马腐败大案”等都牵涉到以部门负责人为首的连串人员腐败。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集团腐败分子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拉帮结派，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落；经济上相互利用，结成了利益同盟，结党营私，呈现出明显的集团性和群体性。

（三）高阳刚气质的国家文化特征直接导致男性腐败远远多于女性腐败

1.“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是男性腐败人数高于女性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受传统“纲常”礼教思想影响，多数情况下只有男性才能受教入仕，“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封建社会的女性没有腐败的机会；在现代社会，虽然男女在受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法律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传统的“纲常”礼教传统思想的影响仍在，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这一思想甚至还很严重，女性进入公共权力部门的机会收到实际上的限制。所以公共权力部门的男性比例仍远高于女性，男性腐败的机会和人数自然也远高于女性。

2.性腐败是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阴柔气质相比，性在阳刚气质的文化中是个更加禁忌的话题。由于阳刚气质的物质欲和占有欲更加强烈，“性对男性是能力的表现，对女性则是一种‘被开发’的感觉”。^[[9]]就男性腐败而言：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在被查处的贪官腐败案件中有95％的涉案人员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有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从动物自然性的角度上讲，占有更多的异性能够满足雄性动物的成就感；就女性腐败而言：近年来，通过性贿赂获得公权力或者谋求个人利益的女性腐败案件越来越多，“以色谋权”成为女贪官的标签之一，女性通过性贿赂进行升迁和私利的获取成为一种新形式的腐败。性贿赂或性腐败已经成为了新型腐败中的一种较严重的隐性腐败。^[[10]]

（四）在弱不确定性规避国家文化的社会法治困难，“潜规则”盛行

我国属于典型的弱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国家，与强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往往数量较少，且规定不如强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那么精确。例如，德国法律甚至制定了在其他所有法律条款都不适用时的条款，表现出一种对法律法规强烈的情感需要。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公民的法治意识还不够强，建设法治社会困难重重，一些公共权力部门甚至漠视法律法规，使得公权力的使用和监督不到位，腐败分子实施腐败的提供可趁之机。

霍夫斯泰德认为，在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制定法律是一回事，执行法律是另外一回事”。^[[11]]我国的反腐败体系由人大、政党、政府监察部门、司法、政协、群众等多维度监督构成，可以说是世界上监督主体最多的国家之一。早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就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我国制定的关于反腐败的法律法规也是世界上拥有反腐败法律法规和各种规定最多的，仅省部级以上部门制定的规范就有2000多件，但都未能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

所以，在公共组织的文化中，依法治国的价值观并没有内化为人们的意识，规范人们的行动，潜规则反倒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价值导向。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腐败滋生、蔓延就不足为奇了。

（五）长期导向是“期权腐败”产生的理论基础

长期导向-短期导向这一第五维度的形成是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而我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实际上我国在长期导向指数上的得分也是最高的。受长期导向文化的影响的人们更愿意为一个长远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一些领导干部在任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利, 但为了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查处, “放长线钓大鱼”, 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 而将获得利益回报的时间推移至自己退休或下海之后,再此之前腐败行为的委托代理双方一般会提前达成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协议。我们把这种腐败称为“期权腐败”。比如，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的原副县长、六合区副区长刘有贵案，他以“借来”的400万元起家，仗着那些“台上朋友”，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下海不到一年就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的“地主”，成为身家过亿的大老板。这个亿万富翁的发家神话，其实就是见证了期权腐败的可怕。

文化与腐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已不需赘述。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关于国家文化的五个维度理论是基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提出的，为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腐败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同时也丰富了腐败治的理论指导。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腐败的成因，有利于我们从源头上寻找腐败产生的根源，区别我国腐败同他国腐败差异，从而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反腐措施，控制和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

（该文章荣获湖南省“廉洁护航中国梦”主题征文大赛一等奖）

参考文献：

[1] [荷]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著.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李原,孙健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文娟.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跨文化研究[J].社会科学，2009，（12）：126-129

[3] 张文.我国当前腐败犯罪的特征及反腐败的成效[J].企业家天地（下半月版），2006，（6）：134-136

[4] 聂芸芸.公共组织中的隐性腐败探究——以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为视角[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1,24(11):85-86

[5] 鳌洲客.警觉女性腐败[J].社会经纬，2001，（8）：55

[6] 王效琦.当前我国腐败的特征[J].

[7] 王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解读[J].世纪桥,2012,(1):35-36

[8] 陈东平.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江淮论坛2008,(1):12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