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前的八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及干部中的腐化弊端，邓小平说这些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这篇讲话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指导中共领导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用“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做坏事、制度不好甚至好人也可能做坏事”的通俗说法，在党内发出了制度反腐的先声。此后，一条迥异于以往的反腐新路，在致力于强健执政党肌体、提高执政党威信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徐徐铺开，到今时仍在不断延展。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反腐多靠三把“利斧”：开展整风改造官员思想和工作作风，发动民众检举批斗贪腐干部，重刑严惩腐败分子。这些透着浓厚人治色彩的举措确在遏制官员腐败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副作用，比如造成单位内部人际关系极为紧张，法制遭受破坏，乃至践踏了一些干部的基本人权。
制度反腐的提出，把反腐战略的着眼点从人治移向了法治，而且“制度”这一概念意味着，国家反腐战略绝不仅仅是倚赖一把或几把“利斧”，而是要形成相互支持、成龙配套的规则集或制度集，最终用各种机制、法制、管理制度，缜密编织一张让人不能、不敢、不想、也不必腐败的“反腐天网”。
预防、惩治、监督、激励、教育等诸多反腐环节相辅相连，从中共多年反腐实践中可以看出，围绕上述反腐节点展开的制度建设在层层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