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区政府日前出台规定，今后该区召开各类会议都不再设主席台，只设主持席和发言席，而一般性会议，时间严格控制在1小时内。与此同时，文件还规定，主持词中不得再出现“百忙之中”、“亲自光临”、“热烈欢迎”、“重要讲话”等词语。（7月4日《新京报》）不设主席台等相关规定，给那些充满形式主义陈词滥调的会议迎头一击。开会的方式同样是会议的一个内容，这种形式的改变，不仅使会议摆脱了繁文缛节，增加了效率，更为会议注入了民主精神。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不良的会议文化成为会议质量和效率的一个主要破坏因素。
在一些场合，会议已经异化为主席台上的官员教育台下与会者的课堂，而坐在台下来的大多数人与其说是来开会的，不如说是来听会的。为什么台上说的和台下听的难以形成共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主席台与听众席之间有那条隐性的“地位鸿沟”。
不设主席台是件好事情。
它将我们重新拉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开会？显然，除了少数中央和地方一些特殊和重要的会议，其他绝大多数会议都是为了群策群力，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这方面说，一场会开得是否有意义，首先就在于所有与会者是否能够货真价实地交流思想与信息。与此相反的情形是，有些官员在主席台上发表空洞的言论，而台下听众则表面上迎合这种“官有多大，思想就有多重要”的空洞仪式，内心却如福柯所言那样“赤手空拳地反抗”。
毋庸讳言，有些官员热衷于在主席台上发言，一些会议举办者也热衷于设置主席台，是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主席台是官员充分展示其权力与地位的舞台，发言者感觉可以雄视一切，既能体会到高高在上的地位，又能借助麦克风充分展示其话语权。发言者乐于享受这种感觉，会议举办方也乐于讨发言者欢心，还能为自己的会议赚得“荣耀”。
谈到会场上的平等，难免让人想起亚瑟王和圆桌武士的故事。公元5世纪时期的英国，避免了与会者为席位上下打个头破血流，亚瑟王想出了一个办法，即他和他的武士举行会议时，不分上下席位，围着圆桌而坐。正是这种“平等”和“协商”的氛围，使圆桌成为化解嫉妒与争夺权力高位的灵丹妙药。尽管当时能坐上圆桌的武士只是少数，但它并不妨碍这种“有限的平等”形式成为会议民主的最早的源流，见证人类的精神高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是由于圆桌所具有的平等和开放的精神，使圆桌会议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生根发芽。
可喜的是，随着近三十年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会议民主精神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比如现在的许多学术研讨会与业务交流会议，通常不设主席台，所有与会者围着圆桌坐下，平均使用麦克风，既没有繁琐的开幕仪式，也没有离题万里的“热烈”与“重要”。
在这里，真理是唯一的权威，所有与会者本着对生活的热忱和知识的信仰平等参与讨论和发言。
林语堂先生生前留下不少幽默故事。有一次，林语堂在台北参加某所学校的毕业典礼，前面有不少人作讲演，都讲得拖拖沓沓，轮到他讲话时已到中午，大家的肚子正打着退堂鼓。林语堂于是讲了下面这个“第一流的笑话”以示抗议：“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在这里，“女人的裙子”虽然各有解释，但是许多人“不想为废话所累”的心灵却是相通的。若想了解一个地方有没有民主作风，男人们有没有绅士风度，我们同样可以从当地的会场略知一二。（社论）
新华网评：
会议，只不过是一种贯彻精神、研究事项、部署任务、推进工作的方式而已。但在有些地方，会场却变成了领导的秀场。有事没事都要开会，以至于很多工作只是通过会议来落实，并没有真正地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只要开会，便会有大小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哪怕下面的观众已经厌倦、厌烦了，仍在那里夸夸其谈。而如果不设主席台，一些好表现的领导便失去了“表演”的舞台，只能和普通干部一样在台下坐着。这样既体现了一种官民之间的平等，更能让领导者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会场的氛围，避免一些长会、空会的发生。另外，会场上唱主角的不再是领导，而是主持人和发言人，也就不会再有“百忙之中”、“亲自光临”、“热烈欢迎”、“重要讲话”等一些“媚上”套话充斥会场，有利于净化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