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强（化名）最近的心情有点爽。
原因很简单，近期中央反腐的“大锤”抡向了中石油系统。
“每天早起刷微博，看到又进去几个，我就嗨皮（happy：高兴）得要命。”李玉强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故事还要追溯到7年前。2004年，李玉强的父亲李程（化名）被法院判处1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窃，而受害人正是中石油某分公司。
彼时，李玉强还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也正是因为父亲出事，他休学了一年。
“我爸真的是被忽悠了。”李玉强对此很坚定。
“钱”落谁家
这一切，应该从李程与中石油某分公司的合作开始。
李程本是一名从事出售工业锅炉的商人。2002年，其与中石油某分公司达成协议，收购4部二手锅炉。
没想到，本认为能大赚一笔的生意，却出现意外。
2003年，李程被公安局逮捕，涉嫌盗窃，而受害人正是中石油某分公司。该公司报案称，失窃了4部锅炉，而在调查中，李程也没有拿出书面协议证明其是合法收购，就这样，李程于第二年被判入狱服刑。
“我记得，我爸爸的案卷里显示，他是用卡车将锅炉运出厂区的，8辆卡车怎么可能没有人发现，这不符合逻辑。”李玉强说，“退一步说，即使我爸爸是盗窃，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也是有人里应外合，为何就抓他一个？他越对此避而不谈，我越是怀疑这里边有事。”
其实，李玉强的怀疑应该也算得上是一种合理想象，利用职权“内外勾结”套取国家利益，在国企腐败现象中已不是“新鲜事”。
就在2013年8月16日，网上爆出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被广东省纪委带走调查。作为中国移动集团收入规模、利润最高的一个省级公司，徐龙事发前一直是广东商界的风云人物，而他的落马也一度使得广东移动高层内部“人心惶惶”。
据媒体报道，徐龙之所以被“双规”，原因之一是徐龙之妻叶倩在体制外成立了公司，并参股第三方公司，通过徐龙的关系与中国移动进行了多次业务往来。
报道中，浙江移动相关人员也证实了类似情况，徐龙在主政浙江移动期间，叶倩便已经成立了这家体制外的公司。
据广东移动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广东移动每年有近200亿的采购金额。而广东移动内部人士透露，作为总经理的徐龙对于5000万以下的采购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也使得其能够为叶倩的公司顺利中标提供极大的方便。
无独有偶，近期落马的另外一位“大佬”—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掌门人蒋洁敏似乎也与一些合作的民营企业有些说不清楚的事儿。
赵玉楷（化名）是一位在中石油工作多年的老员工，现已退休。
在退休前，他主要负责中石油合作项目的风险评估工作。
至今谈起他参与的项目，还是表示十分不解，“2003年，中石油在加拿大等国收购的油气田项目，我就一直觉得有问题。”
赵玉楷说：“在那些地方，花几十亿美元收购的项目，之前说是资质良好，结果轮到我们自己开采，才发现其实资源贫乏。甚至，我还曾经听说，海外还有专门的机构，专门做这种把贫矿包装成"富矿"的"以贫扮富"的生意，专门卖给中石油赚钱。”
另据赵玉楷回忆，2005年左右，中石油曾推行新政，将一些资源贫乏的油气田与民营企业合作开发。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之前明明说是"贫油田"，结果卖给民企之后，人家采起来却是原油滚滚。”赵玉楷说，“所以，这里边肯定有事，我一直不相信我们的技术人员有那么差，能看不出矿的质量，即使是差，为什么这样的事放在国内就掉个了？”
“权”为何往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都是权力惹的祸。
一些大型国企手中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加之这些大型国企的市场占有率，使得国企高管可以获得类似于甚至高于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控制力。
这也为这些高管们提供了很大的腐败空间。
赵玉楷称，中石油的“水很深”，巨额利益的背后，是上上下下皆有染指的、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随随便便一个投资项目就是数十亿，随随便便一单贸易就是十几亿，其背后“生死攸关”的利益链，有多深有多远，外界很难想象。
“按理说，中国进口石油加上国产石油，综合后的直接成本，应该比国际上低不少，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原油及汽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对此，赵玉楷解释说，就是因为中国石油(601857,股吧)的价格里把很多有形无形的成本都“预算”到成本里，其中就包括腐败成本，最后让全国人民买单。也就是说，中石油高层对上的汇报及报表，有很大的水分。
据赵玉楷回忆，中石油集团的一位中层干部曾说过，我们的真实利润是多少、真实成本是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
其实，早在2009年，中石油就曾被一波反腐风暴击中。
当年12月底，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王贤泸、中石油贵州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李怀忠相继被“双规”。
而其二人的腐败无一不是利用手中的特殊权力进行的。
王贤泸担任中石油黑龙江省销售公司总经理时，正赶上全国大面积闹“油荒”，许多民营加油站无米下锅。
由于王贤泸牢牢掌握着批油权，大量民营加油站纷纷送上重金贿赂。
而李怀忠的落马则与收购加油站相关。
据当年经办此案的检察人员透露，他们先将某高速路某路段所需加油站信息提供给亲友，或收受民营老板巨额贿赂，让他们投资兴建、改建或购买、搬迁加油站，这些加油站每个投资成本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然后再由中石油贵州分公司以高达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回购价买回来。
也就是在这种特权下，贵州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座加油站回购价竟然高达900万元的“天价”，还出现了仅仅十多公里的高速路段建了3个加油站的怪现象。
国企“老虎”怎么打
以上这些怪象的产生源于国企高管手中的权力，而对于权力的约束似乎又不能仅靠制度。
“"打老虎"不能光喊口号，虽然中央对反腐的力度一直处于高压状态，预防腐败的法规也层出不穷，为什么还是有腐败现象存在？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制度层面能解决的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说，“因为，只要是制度就存在执行力的高低问题，如果制度没有执行力，再多的制度也枉然。”
“相关反腐法规的执行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国资委及相关监督部门的决心和监督力度；二是国有企业自身的制度创新，即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杜治洲说，“所以说，仅靠出台几部法规来遏制央企的腐败现象是不太现实的。”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柏顺对杜治洲的观点表示赞同。
他认为，相关的反腐法规对于遏制央企的腐败现象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作用到底有多大，还是要看中央的反腐决心。“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反腐的法律法规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来说，本质上都属诚信管理的范畴，相关规定在制度执行效力层级上亦有局限性。”
“诚信管理本质上是对腐败的预防而不是惩治。”袁柏顺认为，虽然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但预防工作的成效仍以惩治的有效性为前提与基础。“我们不能指望仅靠单一的诚信管理制度就能够有效遏制或者预防腐败。”
“最不可忽视的，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袁柏顺认为，要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方式，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大胆借鉴和运用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人员予以规制管理的措施，加强组织人事、经济审计等专门监督，明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强化其职责意识，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使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及主管部门与相关机构的监督能够落到实处。
杜治洲表示，必须改变央企“一把手”集权的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让央企的领导干部不能腐败，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