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田湘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这既是对中国治理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今后要长期坚持的治理腐败战略。如何理解这一战略决策，以及如何推进这一战略的实现，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治理腐败战略政策次序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之前，主要是以治本的思路来治理腐败，与此相适应，中央当时制定的廉政政策主要围绕“教育、制度、监督”六个字来规划。通过“教育”达到不想腐的目的；通过“制度”的完善堵塞制度规范上的漏洞，达到消除腐败机会的目的；通过各监督主体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达到绝对权力向相对权力的转变。
这种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战略，并没有达到治理腐败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腐败存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严惩，腐败上升的势头将难以遏制。腐败者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冒着不会被惩罚的风险继续作恶，从而也使廉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其二，治理腐败方面的政策或制度有不少，但难以落实。没有执行的制度或政策，就是一纸空文，这是制度反腐的难点，一些国家治理腐败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此。没有确定核心制度或政策是什么，在治理腐败这个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就难以找到工作的重点或要害。
其三，监督主要是指反腐败机构对其他机构的监督。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治理腐败的力量未形成合力，从而留下了监督的空白点，使一些腐败分子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总结此前反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调整治理腐败的思路：在短时期内，从治本为主转向治标先行，给未来治本赢得时间。实践证明，治理腐败思路与政策次序的调整变化明显。通过严厉惩治腐败，显示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也显示了坚决执行廉政制度或政策的决心，消除了部分腐败分子的机会主义想法；廉政教育效果的显现，实现了不敢腐和不想腐的目的。同时，通过完善各方面制度消除公权力滥用的机会，通过改革纪检监察体制，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提高了反腐机构的权威性和监督效果。
如何正确理解“三不”反腐体制机制
从字面上看，“不敢腐”“不想腐”更易于理解。“不能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无论学术研究还是一些地方的实践，都局限于“不能腐”的具体制度安排，没有从推进“不能腐”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去思考。在“不敢腐”和“不想腐”方面，也并没有从推进“不敢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改革进行思考。
实际上，党的十八以来，在推进“三不”反腐体制机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不敢腐方面，立足于“零容忍”精神，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力图与国际治理腐败战略接轨；在反腐主体上，发动群众参与腐败治理，同时，进行反腐国际合作，全面推进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在不能腐方面，中央八项规定得到落实，重点整治“四风”，制度有执行力；在体制改革预防腐败上，力图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反腐机构改革、提升巡视制度的功效、完善干部晋升和工资福利制度。在不想腐方面，宏观价值追求是坚决治理腐败，以身作则；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使党员干部时刻且永远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去除传统文化中“读书为了当官，当官为了发财”的糟粕思想；惩治先行，教育有效，等等。
笔者认为，党的十八大前后惩防腐败的总体思路没有变。只不过十八大之前“教育、制度、监督”基本上是治本或预防的思路，惩治的精神没有明确表现其中。而党的十八大后明确提出了“不敢不能不想”，体现了惩治腐败在当前的重要性、不能腐败的艰巨性、不想腐败的长期性。
如何一体推进“三不”反腐体制机制
在实践中，“三不”是融合在一起的。虽然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但有些治理腐败工作很难明确归为哪一类。例如，中央八项规定从静态上说，是一种党内廉政制度，可归属于“不能腐”范畴。同时，这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是执行力的表现，也可归属于“不敢腐”范畴。而中央八项规定是一种党内法规而不是国家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处理违纪等腐败行为，这又是中国传统“德治”“不想腐”的范畴。
“三不”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中最困难的是“不能腐”体制机制建设。之所以艰难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制度总是滞后于实践的，廉政方面的制度也是如此。其二，人的误解较多，一般人把其内容简单理解为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以为制度完善了腐败行为就自然而然没有了，其实不然。其三，要把体制改革作为“不能腐”的一个重要机制建设内容来对待。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规定了这一内容，这是最可贵的地方。体制是一种结构，腐败是体制产生的一种负功能，只有不断改革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才能消除腐败行为产生的条件和土壤。例如，党的十八大后，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了城乡户籍制度，使原来在这一体制内的人没有机会腐败，这个领域的腐败也就没有了。又如，在干部晋升方面改革了选人用人体制，买官卖官行为自然就少了很多；由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成功，监察委员会的自主性大大提升，监督对象的盲区不存在了。所有这些，都是“不能腐”体制机制建设的内容。
笔者认为，今后在推进“三不”反腐败体制机制中要重点推进党的建设，如党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同时，“德治”既是中国的优秀传统，也是“不想腐”的主要内容。在西方，讲公务员德政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而在中国古代，孔子在几千年前就论述过官德。所以，我们要继续推进党员干部伦理道德方面的建设。同时，要大力加强法治反腐，注重法治机制的重要性，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都要贯彻法治精神，从而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其实，“三不”反腐体制机制建设重点也是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