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重在鉴今。梁启超也曾说过，人类为什么需要不断地研究历史，那是因为人类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面临新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不断地研究历史以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①本文将结合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若干问题阐释其现代价值，以启迪我们廉政意识的增强和廉政成效的递增。
一、中国古代廉政概念的涵义及其内在要求
廉政概念的涵义我们可以从廉和政两方面加以考察。关于“廉”字在古汉语中有许多含义，但与廉政有联系的含义有二，一为清廉和廉洁，二为低价和便宜。在专讲古代礼制和官制的儒家经典《周礼》中，廉包括廉善、廉耻、廉敬、廉正、廉法、廉辩六方面涵义。用现代语表达即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智。概括地说，廉就是与贪污受贿等道德沦丧的事情相反对的清廉政治和与奢侈腐化等靡烂无道的行为相反对的高效行政。关于“政”，指的是静态的政局和动态的政治。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个对“政”字的权威诠释。这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论语•颜渊》）这个正字既包括个人作风的正派，又包括公事处置的公正；既含有领导人为人师表，率先垂范的静态政治局面，也含有领导人正直待人，公正处事的动态政治治理。所以政的本意可以概括为政局的清明，政治的公正，政风的良善。合而言之，所谓廉政就是廉正，它既指静态政局的清正廉明，也指动态政治的公正无私，还指官场风气的正直良善，更指官员个人作风的廉洁正派。③如果结合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的有关内容，则可视廉政为行政高效和政府清廉。从政府投入产出的角度讲则为低投入高产出的高效政治运行。
从廉政概念的涵义出发，结合古人反腐倡廉的经验，联系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实践，我们可以得知廉政对政治应该有以下方面内在的规范性要求：
一是从程度高低的角度看，廉政有高低不同的水平要求。从廉政概念看，无论是廉还是政，无论是政局清明、政治公正，还是政风良善均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实际情况看，总体而言廉政有低线要求、一般要求和高限要求三种要求。低线要求就是不得受贿，不能贪污。一般要求就是履行职责，工作正常。高限要求就是率先垂范，精干高效。这三种要求一般都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相联系。王朝初期对官吏的要求大致地处于高限阶段，即行政高效期。王朝中期对官吏的要求处于中线水平，即行政效率中等期。王朝末期对官吏则处于低线要求，即行政效率低效期。如元末顺帝时期官场索贿五花八门，参拜索取拜见钱，无事索取撒花钱，过节索取追节钱，生辰索取生日钱，管事索取常例钱，迎送索取人情钱，协力索取路途钱，判讼称为公事钱。这时统治者对廉政的要求也就大大降低。大体而言，王朝末期对廉政已难于提出什么要求，因为这时往往形成了明显的敌对势力，或农民起义，或外敌入侵，统治者的精力往往集中于如何战胜强敌，以达继续统治的目的，如有要求也自然难从高处着眼了。认识这一内在规范性要求的现代意义，在于我们的干部要不断提升对自己的廉政要求，力求在廉政心态和防腐能力方面达到较高水平。
二是从行政主体高效运行的角度看，廉政是对集体与个人的共同要求。从廉政概念的政局清明和官吏正派的要求看，廉政既是对官吏个人的素质要求，也是对统治集团的整体要求。对统治集团整体的要求指的是政局清正廉明，对官吏个人的要求指的是公正无私。概而言之，即人们既希望有廉洁的政府，也希望有清廉的官员。当然群体和个体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清廉有利于个体廉洁，整体腐朽也严重影响个体廉正。反之亦然。前者属于廉政建设的良性运行，后者属于廉政建设的恶性循环。从中国古代廉政建设实践看，良性循环是王朝鼎盛时期的特点，恶性循环则是王朝末期的专利。总之从行政主体高效运行的角度看，只有个体和整体均能做到廉政才能达到目标。认识这一要求的现代意义是，廉政既要从我做起以推进整体清明，又要着眼于制度建设，建设惩防体系，以政局清明带动个体廉洁。
三是从内容的角度看，廉政是对官员德能勤绩的全面要求。廉政既然有行政高效和政府清廉的涵义，则廉政就不仅仅是德的要求，还包括能力、勤政和业绩方面的内容。因为廉政有公共行政低投入高产出的效率指标包含在内，所以除品德高尚之外，还应包括明察善治、行政有效的才能方面的要求，克尽其职、敬业爱岗的勤政方面的要求，以及民得实惠、君得安宁的业绩的方面的内容。没有能力、勤政和业绩方面的要求，难以达到行政高效低价的廉政目标。其现代意义是官吏要从德能勤绩方面全面提高自己的廉政水平。
四是从服务对象的角度看，廉政是当局庶民的一致期望。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廉政是党和群众的共同要求。在封建社会，统治集团为了王朝的长远利益以达长治久安，必然要求政治局面清廉、朝廷官吏廉洁。作为庶民的百姓更是希望政治清明和官吏廉洁。因为这是负担减轻，生活幸福的外在重要条件之一。在现代，作为国家干部，无论从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都必须保持廉洁。这也是对党对政府及对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负责的责任意识的要求。
五是从官吏扮演角色的角度看，廉政是为人做官的共同要求。任何一个官员，均集为人做官两种角色于一身。一般而言，处理公务是扮演做官的角色，八小时之外则在扮演做人的角色。但是官吏千万不能忘记一旦为官，则“官”与“人”结合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公务之外的闲暇时间人们视你为做“官”之“人”，而非一般平头百性。所以官吏要注意自己非公务时间的“做人”道德。否则做官时冠冕堂皇、为人时卑鄙下流，不符廉政之实。
此外，廉政从律令的角度看既是自律的要求，也是他律的要求，从约束的角度看既是道德的软性要求，也是法令的硬性要求，从修养的角度看既是心理的内在要求，也是行为的外在要求，从制约的角度看既是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是社会制度的安排。这就要求官吏既关注他律要求，又注重自律自励；既努力遵循法令的硬性要求，又注意符合道德的软性要求；既在外在行为上力求符合廉政的要求，又从内在心理素质上求得纯正善良。
二、中国古代廉政举措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
廉政的本质是为民。中国古代讲“政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可以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居于中国政治的中心地位。它既有人性论的基础，即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也有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源，即民是衣食的生产者，无民则难有衣食等物质资料。因此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朝廷重臣，或是布衣学者，只要他是正直的，就一定会从人文关怀的愿望出发制定关注民生的政策措施，提出关注民生的理论观点，并反对残民的思想和行为。廉政为民的本质，就统治集团整体而言就是执政为民，就统治集团的个体而言就是出仕为民。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为民请命是廉政，爱民如子是廉政，重视民生是廉政。总之一切有利于人民的言语和行为，有益于人民的对策和举措均属廉政范畴。反之，一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均被视为不廉政，甚至腐败。正是从廉政的本质是“为民”这一定理性的判断出发，古人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均以是否为民为标准制定政策，采取措施。
一是从廉政的为民本质出发在政治建设上廉政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勤奋工作，执政为民。这是现代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先声。②精简机构，减少冗员。这实际上就是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公共行政投入产出比，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③慎重用人，唯才是举。这是寻求既能主观上为民服务，又能在客观上把为民所办之事办实、办好的官吏，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④加强考绩，管束官吏。这是敦促官吏认真为民办事，不可为非作歹的表现。⑤虚心纳谏，从谏如流。这是集中智慧防止决策劳命伤财的要求。⑥公正执法，主持公道。这是保护人民群众正当权益的要求。⑦打击贪官，奖掖清廉。这是惩处侵犯百性利益的官员，表彰维护百姓权益的官员，以利于形成清廉政风的要求。⑧减轻刑罚，认真审判。由于封建社会受刑罚的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后人将减轻刑罚视为有利民生的廉政举措之一。
二是从廉政的为民本质出发，在经济建设上廉政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从增加财富的角度看，表现为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任何社会蛋糕不做大，分配再均也难以做到执政为民的目的。所以古代社会圣王贤相和廉政官吏都极其关注生产之发展。古代社会的所有变法也都有发展经济的变革内容。用现代语言说即重视第一要务。②从节省开支的角度看，表现为慎重营造，珍惜民力。任何社会在经济方面关注民生，除增收外，自然就是减少作为支出的投资和消费。减少投资在古代就是慎重营造，珍惜民力。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或出于奢侈，或出于炫耀的肆意营建都是衰亡的征兆。西汉武帝，唐代玄宗，明代成祖，清代乾隆均为长寿王朝的有为之君，但由于他们忽视民众的承受能力而大肆营造，以至于成为本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至于作为王朝终结的秦二世、隋炀帝更是将前代积蓄的国力消耗殆尽的荒淫无道之君。只顾营造不顾亡国比较典型的还有陈后主，他大兴土木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殿，高数十丈，材料为香木，装饰着大量的金玉珠翠。由奢侈而造成的费用不足通过增税增赋的形式加以解决，最后成了隋军的俘虏。③从治理目标角度看，表现为轻徭薄赋，减轻负担。任何王朝要做到轻徭薄赋，减轻负担的目的，其前提条件是节省开支。任何王朝的财政都必须做好平衡帐。开支大自然只有增加赋税，否则账目难以平衡。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般均呈开支日趋增加，赋税日趋繁重的趋势。这就是近期讨论三农问题时所说的“黄宗羲定律。”①一般而言，任何王朝到了中期以后便陷入不增加赋税则难以应付支出，欲增加赋税则难以做到关注民生的二律背反之中。任何王朝的中期变革行动也都有增加收入和减轻赋税的二律背反内容。且最后只能陷入在保证王朝必要支出的前提下要么损富人之利，要么割穷人之肉的难题之中。结果是多数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是这样，王安石、张居正也是这样。
三是从廉政的为民本质出发体现在社会建设上，廉政举措大致有以下方面：①重视治安，确保平安。这是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要求。一般地说，封建社会的早期均能除暴安良，剿匪清盗，中期以后则往往官匪结合，治安状况恶化。②扶持贫困，关心民瘼。任何社会只要称得上政治清明，就会注意扶持弱势群体，做到亚圣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人可以衣帛食肉。但是扶持贫困是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大致地讲封建社会随着安排照顾性机构和人员的增多，财政会越来越趋于紧张，并越益减弱扶贫力度。③赈灾济困，关注民生。中国是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大国，一般而言大灾小灾年年都有，不是东部灾，就是西部灾。水灾、旱灾、蝗灾在封建社会交互出现。而且自然灾害一旦形成只有依靠公共行政的管理职能方能解决，因为自然灾害是区域性的，个人的力量难以实践赈灾目的。一旦政府赈灾不力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甚至“人相食”的悲惨状态。历次农民起义大多与当局对灾害赈济不力有关。④处事公正，维护公平。社会公正是政局清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官吏廉政的主要表现。其目标都在于一视同仁地对待人民群众，公正合理地处理人民群众之间的纠纷，进而取得维护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效果。⑤注意节俭，反对奢侈。奢侈风气是个社会问题，奢侈不除，费广难免。“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①这是资治通鉴对隋炀帝“由欲盛至丧君”锁链的概括。中国历史上的奢侈现象以西晋石崇与王恺斗富最为著名。为此鲁褒作《钱神论》对此类现象加以讽刺。
四是从廉政的为民本质出发体现在文化建设上，廉政举措主要有以下方面：①重视教育，旨在教化。以文化教化为主统治国家，还是以严刑峻法为主统治国家是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所在。重教化则人民“有耻且格”，重刑罚则“民免而无耻”。古代教化的本质在于让人民心情舒畅地接受统治。这虽然离现代社会建设的要求相去甚远，但与霸道相比人民总归幸福得多。②注重学习，加强修身。古代官吏极其重视儒家典籍的学习，强调通过格物致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用现代的话说即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执政为民能力。③重视文化，整理古籍。古代比较英明的帝王均相对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如汉武帝时期通过今文经学的整理来弥补秦始皇焚书的不足。明永乐皇帝的《永乐大典》和清《康熙字典》与《四库全书》等都是重视文化建设的表现。
三、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特征及其基本规律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最大特征是前明后暗、朝难保夕，最终陷入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历代王朝国祚有长有短，但均不能逃脱由明而暗、由廉而腐而终至灭亡的历史循环周期率。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由夏禹建立，至夏桀因施政残暴，重用佞臣，迫害忠良，致失民心而亡。商汤利用民心起兵反桀，建立商朝，至纣王因酒池肉林、众叛亲离而亡。周武王建国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视社稷为儿戏而亡。秦朝灭亡我们可以从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中得以明白。汉代至桓灵两帝时，已处主昏臣贪、主荒政谬状况，最后在黄巾军起义中走向灭亡。西晋时期，王室侯党“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最后只能成为短命王朝。以后唐宋元明清均没有逃脱由廉而贪的历史周期率。从这一特征出发，我们还可引申出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以下规律性现象：
一是创业帝王多数以廉开国。刘邦攻入关中，占领咸阳，见宫中金碧辉煌，美女如云，曾欲安享富贵，在张良“秦无道，你才能见到秦宫”的劝谏下才与秦民约法三章，以至在楚汉战争得到秦民全力支持才成就一统霸业。隋文帝时由于勤政爱民，厉行节俭，严肃吏治而达到在位20多年“天下无事，区宇宴如”。李渊建唐后，采取悉除隋朝苛政，关心百姓生活，接受官员进谏，严格执行法规等举措而有力的支持了统一战争，赢得了李唐天下。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而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之后由于内有后周贵族的反抗，外有南汉、南唐与北汉的不肯归顺和西夏与辽政权的抗衡，为了获得四方之民归顺，在廉政方面采取了保持简朴生活，以防奢侈；严厉打击贪官，以防枉法；强化监察功能，以管州县；谨慎选拔官吏，强化吏治；规定机构编制，防止冗员等措施，为宋朝统治打下了基础。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用严刑峻法惩治腐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华民族的王朝要不是康熙及时改变统治方式，则难以长期统治中国。
二是短命王朝呈现廉政骤变。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一统的短命王朝，即秦和隋。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大有作为，均结束了几百年来长期分裂局面。其次是两个朝代的继位者秦二世和隋炀帝都通过阴谋获得帝位，且都胡作非为，二世而亡。第三是两个朝代都有值得“自豪“的营造，即秦朝不惜民力修筑了万里长城，隋朝不惜民力挖掘了大运河，且都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而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度不满，最后很快在内部众叛亲离和外部农民造反过程中不得善终。第四是两个朝代的后继王朝都以前车为鉴，关心民生，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并持续执政200年以上，出现了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与开元之治。从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角度看二个王朝都在廉政建设上出现由廉而腐的急速骤变。尤其是隋炀帝，他继位后一扫隋文帝廉政建设的种种良好风气，快速地走完了由廉而腐的过程，特别明显地体现了前明后暗的趋势和由腐而亡的规律。①
三是长命帝王大多前明后暗。据有关史籍记载，中国历代帝王中执政时间长，且寿命活到八十左右者共有五人，他们是南朝梁武帝、唐玄宗、宋高宗、元世祖忽必烈和清高宗弘历。他们基本处于前明后暗状态。梁武帝（464－549）活了86岁，在位48年。他早年曾遣使巡视州郡，处理官吏贪暴。后来放纵官吏贪污，纵容亲信不法，三次舍身同泰寺并由大臣用钱赎回，后侯景作乱，被围困而至于饿死。唐玄宗（685—762），在位45年，前期开创了开元之治，后期导致了安史之乱。宋高宗（1107—1187），在位36年，建立了南宋，前期任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创造了良好的开局，后来重用秦桧，杀害岳飞，丧失了恢复中原的机遇。元世祖忽必烈（1214—1294），在位35年，情况最好。清乾隆帝（1711—1799），在位60年，前期，他和爷爷康熙、父亲雍正开创了康雍乾盛世，但晚期重用和坤等贪官长达20多年，以至吏治败坏。史学分析寿命长且在位时期长容易导致腐败的原因是由于长期秉政，加之奸佞奉承而形成无人监督的绝对权威，表现为自以为是，难容诤言，用人由己等恶政。
四是王朝中兴多从廉政着手。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作为历史规律封建帝王本人也比较明白。为此，历史上凡可以称得上中兴之主的帝王，他们的中兴举措一般均从抓廉政开始，试图遏止廉政滑坡，改变历史周期率或减缓廉政滑坡速度，延长历史周期的过程。西汉昭宣中兴，昭帝刘弗陵和宣帝刘询两人为了克服汉武帝晚年形成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专卖敛财等弊病采取了防止苛取，取消额外赋敛，重视吏治，清理刑狱，重用廉吏等措施。自称“自兴之主”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位时也极其重视廉政建设。唐朝宪宗李纯在位期间，史称“元和中兴”。这时的政策主要有注意纳谏，任用贤才，减轻税赋，裁减冗员，取消别库（皇帝小金库）等。其成效是平定西川节度使刘阙和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叛乱，消灭吴元济，收复了淮西，暂时地实现了全国统一，但时间极其短暂。以后宋神宗时代的熙宁变法和明神宗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均从抓廉政着手试图中兴王朝。但任何王朝的振兴均处困难重重之境地，中兴也好，革新也罢，都受长期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掣肘，也正因为如此，中兴和革新即使有短期成效，也难以形成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