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腐败问题是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国家都难以避免的严重社会问题，产生腐败的原因很多，从制度、人性、权力、监督不力等各角度分析研究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仅从这些角度来说明，给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感觉，不能突出中国的特殊原因。因此笔者本人力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去寻找腐败的文化根源，进而探求遏制腐败对策。可以说任何一个国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宗族宗法观念、官本位思想和人治思想的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影响？面对这些消极影响，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受历史影响巨大的国家而言，从文化角度研究腐败问题并提出治理对策更具有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腐败问题 影响 治理对策
一、引言
当下，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可以说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无不深谙其中之奥秘。针对这一现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当下对社会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是社会历史因素，有人认为是政治、经济体制因素，有人认为是监督缺失因素等，但本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传统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极为深远，研究我国腐败产生的原因，应该从我国传统文化角度入手，探寻其中滋生腐败的诱因，并从文化视角来寻求治理腐败的路径。
二、腐败的传统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1]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出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基础。秦统一六国后，采取法家思想，焚书坑儒，但秦朝只短暂存在十几年，汉初一度采取“黄老之术”，修养生息直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此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腐败大体上分为六种（1）官僚主义的或政府性腐败；（2）降低成本或增进收益的腐败；（3）胁迫性或串谋性腐败；（4）集中型或分散型腐败；（5）可预见性或随机腐败；（6）涉及现金或不涉及现金的腐败。
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史，是一部专制史，也是一部腐败史。古代贵族们拥有巨大的权力，极高的社会地位，古代封建君主政治上实行专制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权。经济上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将人民束缚在小片土地上，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广大人民难以接触知识文化。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权力崇拜有一种潜在的认可，这种认可源于几千年来儒家传统的严格等级制度的影响，在封建等级观念的规制下，每个人都被牢牢固定在各自的等级上，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主体。人们要完全听命于其所隶属的主体，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反抗，这就导致受治者只得无条件听命于统治阶级的命令，因而为人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也源于长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设计是以“性本善”为逻辑起点，这使得国家权力不仅被看作是致“善”的有效手段，而且还被认为是一个附有高度智能与德行的载体。不管是生活在这种文化下的精英阶层（尤指知识分子）还是社会大众都对国家权力向往憧憬和高度信任。这恰恰导致了人们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的薄弱，产生了对权力强烈的依附和服从意识，使得其意识不到对权力进行监督。说道这，我们似乎感觉到自己内心也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人民这种对权力的态度，有学者概括为对政治的敬而远之：“敬”可以说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远”可以说是回避政治，不愿意参加政治，或者在不得已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2]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没有摆脱传统“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反而形成了有所加强的现代版。计划经济体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辅之以严格的户籍，单位，行政制度，使得个人完全依附于国家和集体。即便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当初的体制依然对现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治体制的缓慢改革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弊端就显现出来。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权力阶层与经济的接触机会增多，而且市场经济本身对权力的腐蚀性就很强，加之长期的传统文化形成的民众对权力的依附和服从，导致监督的严重缺失，这就加重了腐败发生的几率。
二、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若干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构成宗族。“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3]因此，在宗族观念下，维护家族乃至亲朋好友的利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甚至成为很多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直接动力。
中国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所以缺乏信任家族以外的，范围更广的一般性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的信任。最终，在宗族亲情外延伸出种种人情，家庭圈子繁衍出社会种种人群圈子和裙带关系。人们在这些圈子里照应依赖，获取归属感、安全感和利益欲望。也由此出现各种亲缘圈子内的腐败。所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感情运作人事，感情大于原则，以至一些潜规则在各种圈子内横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一有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正规的途径解决，而是想着找关系、走后门来解决。甚至一些官员的搞小圈子，排除异己的行为，这些腐败现象与这种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联系。
腐败，不仅仅出现在官场和官员身上，而是在有着深厚宗法家族制度背景、人情伦理文化基因的中国人群中所易发生、易传染的社会病症。社会的腐败行为是一种无师自通无意识传递的普遍性价值和行为取向，所以不仅要从制度源头、还要从文化源头治理做起。
三、官本位思想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产物，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可以说“官本位”意识在专制社会是无所不在的，它指导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和心理取向以及人才评价。《孟子章句》中就有“不孝有三”，其中“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去做官取禄，是对亲老的大不孝。[4]儒家思想这种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为官、重视权力，中国古人从价值观的角度对正当的职业排序为“士，学，农，工，商”。可见，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对才学和为官十分推崇，这也反映出金钱和权力在人们心中的权重。
由于官本位思想蔚然成风，普通民众对于当官的渴盼可说相当严重,读书为了做官，经商赚钱了也得捐官或者买官，一切以做官为目标，大家挣着挤着想去做官。需求觉得供给，也就顺势也出现了,买官卖官现象。这样一来不仅十分明显的产生了贪污腐败行为，更严重的是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许多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取得官职的官员，人品道德修养低下，根本不懂得做官先做人，执政先执法的道义，一心一意想的是为自己谋私利而不是为人民谋幸福。
总而言之，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当官要为民服务的美德在一些心目中被升官发财的美梦所取代，这种扭曲的为官理念，势必导致政治腐败的发生。
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勤俭节约，不要光顾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规划和眼光，要忍耐退步，要学会忍耐退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特点。这直接表现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切都听命于一切听命于掌权者，对于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规章，即便其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也只知一味的顺从接受，而全然不知反抗。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广大平民百姓的脑海中形成了官就是民的主宰的观念，民对于官就是要顺从，官与民就是管治于服从的关系，这条分界线是不能够膺越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民众虽然知道有些官吏存在腐败问题，但是出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民不与官斗的观念，通常也不会主动举报，这致使许多腐败官员一直逍遥法外，从而可能继续贪污腐败。同时也可能使一部分官吏认为即便贪污腐败，民众也不会监督，从而可能滋生新的腐败。
三、基于文化角度提出腐败治理对策
针对以上分析的文化因素产生的腐败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治理
一、增强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不太注重权利而更注重权力。封建社会形成的等级特权思想和官本位思想导致大众缺乏对自己权利的维护缺乏民主的意识。认定自己是“顺民”而不是“公民”，鲁迅先生批判国民劣根性，除了冷漠、无知之外，“奴性”也是国民的劣性之一。
因此，应该在增强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上下功夫。一、增强民众主人翁意识。不断强化民众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其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主动监督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正确行使权力。二、拓宽监督渠道。在原有监督渠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对曝光的领导干部腐败线索要立即调查，要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建立举报网站，使得民众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监督和举报。三、建立快速受理机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建立受理公众监督举报的快速反应机制，接到举报，立即调查，快出结果，及时回复。四、完善保护举报人制度。建立保护举报人的制度措施，坚决杜绝泄露举报人信息事件发生，对于打击报复举报人者，要坚决予以查处。
二、完善公务员选拔机制，考核要德才并重，做到整个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公务员招考要做到全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坚决杜绝靠关系进入公务员系统的现象，保证公务员有真才实学。
此外对官员考核的标准要定为德才兼备，注重对于干部德行的考察，在选用、提拔官员时把德与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真正道德高尚并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为官。这对于抑制当今官场腐败，构建廉政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任人唯贤，德才兼备，这一标准下，要求我们在选用、提拔官员时应该把才能和品德统一起来。任人唯贤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真才实学，而选官时也应注重对于领导干部自身才能的考察，这可以遏制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的乱象，对于我们今天惩治官场的不正之风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德才兼备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格，这就有利于铲除滋生政治腐败的思想根源。
三、树立职业平等的人才评价标准，尊重各行各业的人才，使社会的上升渠道保持畅通。
要破除“官本位”的思想，必须打破附加在官员身上的特权和不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使官员岗位能够真正回归到仅仅是一个职位而已，同时还应该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伐，使得收入分配在不同职业间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公平化。
此外，应该打通社会各阶层的流通渠道，特别是上升渠道，使得各阶层能够自由的流动，促进人才的交流，形成尊重劳动，职业平等的社会共识。做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使得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劳动合理的获得享受这些公共资源的权利。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下放权力，建立服务型政府。
四、要坚决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加强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宣传教育，用先进的法制观念武装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的行为。在法治观念的指引下，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要在法律的约束下运转，法律具有绝对的最高权威，并且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时一律平等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就使得权力在实际的运行中,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坚决依法查处腐败案件。反腐败斗争固然要着眼于挽救，但对有严重问题的腐败分子，决不能搞重罪轻罚或者“下不为例”，一定要依法严厉惩治，充分显示法制的威严。
诚然，一种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观念的养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完成的。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以及强大的渗透力，形成以法律为主的防腐机制，更好的抵制腐败的蔓延。
四、结束语
我想一个民族区别与另一个民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文化是民族之“魂”，是一个民族深入骨髓的东西，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原因，而文化传统是其最深层次的方面。为什么很多西方先进的反腐方面的制度，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FBI的“钓鱼”式反复等等到中国就行不通或者走了样？究其本质原因可能还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或者说文化背景。
因此，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腐败产生的一些原因，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从分析中或许能够找到腐败问题标本兼治的措施。
（该文章荣获湖南省“廉洁护航中国梦”主题征文比赛三等奖）
参考文献：
[1]颜炳罡，周立升．《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2]陈东平.《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江淮论坛.2008(1)
[3]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
[4]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5]孟子章句，见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2．
[6]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4．
[7]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8]胡玉莹.《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政治腐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5
[9]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