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一书的理解，结合文中关于文化的五个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从这五个方面出发，与中国当下腐败现象相结合，试探讨传统道德、政治、社会等的文化习惯对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习惯、腐败
正文：通篇阅读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一书，在书中霍夫斯泰德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他认为这种“心理程序”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区分另一群体的成员的集体思想的反映。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霍氏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社会经验、受过相同教育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这种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向来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工作，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本文将通过这五个维度对中国现存的腐败现象进行粗浅的解读，试发掘在中国这一特定国情和文化背景下，文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
一、权力距离与腐败（封建等级）
权力距离指的是一个社会、组织或者机构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各国的权力距离差异源于家庭，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其中作为主流思想的儒思想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沉淀下来，在儒家思想中包含了如“三纲五常”、“礼”等封建等级思想，其创始人孔子更是坚持认为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基础上，而作为家国一体下的中国古代封建集权必然地延续了家庭体系中的家长制原则，即家庭中的夫权和父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体现为君权的至高地位，这也意味着中国成为高权力距离国家。到了近、现代，虽然经过西方思想的冲击，以及国内知识分子等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打击，中国传统文化仍依靠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毛泽东批判过儒家思想，但他自己的思想中却包含了浓厚的儒家元素。可见，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源远流长的。按照霍夫斯泰德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的PDI——即权力距离指数为80，属于高权力距离国家。在高权力距离的环境中，人基本沿着“父母——孩子”、“教师——学生”、“上司——下属”这一主线成长，他们认同这一主线上的双方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不平等的延续。同样受到影响的另一种关系是“政府——百姓”，这也是腐败产生的一种文化土壤。因为，这种对不平等的认同，助长了掌权者的肆无忌惮，使得权力的代行者只受到所谓的责任等道德的软约束。
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腐败
个人主义社会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社会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在该调查中典型的中国人在个体主义指数上的得分很低，而在国民的心理软件中，个体主义程度低的，国家在经济体制中发挥可能性的作用就越大。我国古代文化始终倡导的是“为大我，舍小我”、“为大家，舍小家”，一贯以大禹治水三顾家门而不入为传统美德。20世纪70年代末，一群年轻的美国人访问中国，该团的翻译发现“做自己的事情”这句话根本无法翻译成中文。在这个国家，和谐和一致是比个人的自我实现更有吸引力的终极目标。可见这种思想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之中。然而，高权力距离国家很可能集体主义程度很高，而低权力距离国家则更加个体主义。中国作为典型的高程度的集体主义国家，正如前面论述的——高权力距离国家缺乏刚性约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思维方式上的空子。同时，集体主义思想在权力体系中体现为强调各个部门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合作、和谐，而不是竞争、制约。虽然这种状态更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同时也导致官员之间、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打太极”，使得原本应该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结构，变成了以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合作来制衡权利，加剧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息、权力等方面的不对等，也为腐败的进行加盖了一层外衣，使普通民众更不易发觉。
三、刚性气质——阴柔气质与腐败
在这里我们提到的阳刚与阴柔不同于性别上的男性和女性，前者是相对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一名男性可能行为举止上有阴柔气质，而一名女性的行为也可能具有阳刚气质，只不过一般男性具体有阳刚气质的比率比女性要高；另一方面，阳刚气质强调勇敢、挑战、成功，而阴柔气质强调合作，这又不同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关注个体独立于群体还是依赖于全体，阳刚气质——阴柔气质关注对于“自我”的强调还是对“与他人关系”的强调。我国自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性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直到近现代“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才有所弱化，但是在我国政治领域，尤其是政治高层，对女性的排斥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很难预见何时才会出现中国第一位女主席，恐怕比一个黑人当美国总统要难多了。正因为男性占据了我国官场的主导，而男性又大多趋向于阳刚气质——尤其是成功男性，他们更强调个人的成功、勇敢，这就使他们在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同时，迫切地想要在其他方面也超越他人，但是其本身除了代行的职权之外，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并不一定高于他人，而想要达到这一目标最为快捷有效的途径就是——腐败。
四、不确定性规避与腐败
我个人理解，不确定性规避指的是一个国家政府或其他权力机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是否严格和具有较强的明确性。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不确定性状态的规避倾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不确定性规避高的民族把生活中的未知、不确定性视为大敌，千方百计加以避免，而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民族则采取坦然接受的态度。如我国《刑法》规定不论女方是否同意，只要与不满十四周岁之幼女发生性关系，即构成奸淫幼女罪。但是，2003年1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中，却解释为：对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批复，侵越了《刑法》关干强奸幼女罪的界限。像这种司法解释直接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现象在我国时有发生，这也说明了我国的法律具有弱不确定性规避的特点。无独有偶，在政府政策领域也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通常是一茬领导一茬工程，由于每一任领导都会追求自己的政绩，导致政策的变动性很大，也是很多烂尾工程出现的原因。我国作为一个高权力距离的国家，政府本身拥有很多不受制约的权力、地位以及物质回报，而弱不确定性规避的政策法规更是给予了政府以更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弱不确定性规避国家的百姓认为他们能在最低的地方层次上参与政治决策，他们一来并且默许了政府的这种行为。政府和百姓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政府拥有了法律赋予以外更高的权力，另一方面百姓选择了沉默和隐忍放纵了政府行政权力的膨胀，双方的共通原因铺就了腐败的温床。
五、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与腐败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体现着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表明了一个社会的决策是受传统和过去发生事情的影响程度大还是受现在或将来的影响程度大。长期导向强调节俭和坚忍不拔，为了实现目标，以坚强的毅力恒久忍耐，拼搏到底。短期导向强调的是个人的守常，尊重传统，着重眼前的利益，注重负担社会的责任。，中国是典型的长期导向文化，注重作长远打算，不急于求成，注重长期稳定发展。然而，在短期取向的文化里，人们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认为此时此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中国人是最能忍的，包括对腐败的容忍，比如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也叫是说五千元以下的可以不以犯罪论处，可见法律上对贪污腐败之风的容忍，而民间更是出现了“宁要贪官，不要庸官”、“贪点就贪点，办事就行”等情况，一方面是道德滑坡，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如果一味的强调坚韧、忍耐，还谈什么对腐败的“零容忍”？腐败的成本如此低，就连道德底线都为它让步，怎么能让腐败分子不嚣张跋扈？
国家不是一个只与地区、幅员和个人短暂聚集有关的概念，而是一个在时间上、人数上和空间延伸的连续性概念。因而国家不是一天、一群人的选择结果，不是激愤、轻率的选择结果，而是若干世纪、若干年代的慎重选择结果，是有独特的环境、时机、脾气、性情等造就的结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孕育了五千年之久，其道德、社会、政治的习惯和文化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宪法法律。我们不否认传统习惯和文化的积极成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糟粕和陋俗也确实为现代社会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该文章荣获湖南省“廉洁护航中国梦”主题征文比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