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必要性的法哲学诠释

一、社会契约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社会契约缔结的原因——“自然状态”的非自足性

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自然状态中，与其他动物一般，整天为了食物奔波。霍布斯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认为自然状态下人对人的关系就像是狼对狼的战争关系，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需要一定的规则，需要一个公共权力让大家来服从。因此，人们缔结了社会契约，国家利维坦便出现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主张人性善的洛克、卢梭则认为更自然状态不是战争状态，而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和平状态。但是，由于人类的“理性”与自我完善性，人们需要一个规则来建立一个秩序社会，故而缔结了社会契约，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人民希望通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其他社会契约论者对于“自然状态”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主要观点还是“自然状态”的非自足性导致了社会契约的缔结。即自然状态中，人们的人身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出于人类的自我完善能力，人类认识到了自然状态的缺陷，所以共同探求一个解决的方法，这是人们缔结社会契约的原因。

（二）社会契约缔结的目的——政治权威的产生

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因生活不完美而缔结社会契约的目的是“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够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和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①]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把全社会的人组成一个集体，形成一个代表他们的人格，“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祸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以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②]

由此可见，由于“自然状态”的非自足性，人们缔结社会契约，其目的便是建立政治权威。通过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一个公共权力，来制定规则让人们服从，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三）社会契约的终极追求——自然权利的保护

最初的人类生活在物质匮乏却又相当平和的状态中，因为“人类最初的感觉是关于自己生存的感觉，人类最初的关注是对自己生存的关注。土地的产品满足了人类所有的需要，本能促使他使用这些产品。”[③]但是，随着人类的繁衍，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出现，人们的自然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出于“理性”，人们相互间缔结社会契约以保障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就是一种“理性”。“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④]而且，“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和法律的平等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⑤]

    根据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社会契约本身就是人类“理性”的代表，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以另一种形式保护了人们的自然权利。

二、社会契约理论视角下廉政建设必要性证成

    从文字解释学上看，“廉”即廉洁，“政”即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公务活动，廉政即“廉洁的政治”。 “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其反义词为“腐败”。 由于有关廉洁的判断标准具有主观性和发展性，政治又是一个需要具体化的时代性概念，所以廉政在不同的语境中和具体范围内呈现出多层次的含义。但现在所说的“廉政”主要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能时不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政府掌握着国家公权力，运用不当则可能造成公权力的滥用、公民权利的被肆虐践踏。由此可见，廉政建设事关政府的高效合法运行，进而影响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

（一）社会契约理论蕴涵了廉政建设的逻辑起点——自然权利

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在政治权威即国家权力产生之前，根据“天赋人权”，人民拥有广泛的权利。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即拥有自然权利。霍布斯认为社会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缔结的，而完全转让了自己的权利给第三人——代表国家的利维坦。而洛克认为是人们与政府缔结了社会契约，并且仅仅只是转让了一部分自然权利，一些属于人们的自然权利是不能转让的。

上天赋予了人们广泛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缔结的结果是人们转让了自己的自然权利给国家，其目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所以，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权衡中，应该制衡国家权力，充分保护公民的权利。而政府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正国家权力的有效合法运用，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廉政建设才能建立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如此才能保障人民广泛拥有的自然权利。

（二）社会契约理论明确了廉政建设的价值理念——公平正义

人们为解决“自然状态”中的种种缺陷而缔结了社会契约，基于社会契约，人们进入了政治社会，形成了政治权威。而国家及政府的产生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的权利。故而，社会契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规则，“契约就是’权利的相互转让’”。[⑥]社会契约本身就蕴涵了公平正义的精神。

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人们缔结社会契约时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了国家与政府，国家拥有的权力即是人们转让的权利的集合。由于“自然状态”的各种不便，人们相互协议，自愿让渡了自己的自然权利给国家。“这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⑦]

于是，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因此放弃一些个人权利，并且期望政府来保护他的权利。政府是人们的代理人，而“代理人是授权人’承认’的结果，其行动依据是’授权’”。[⑧]故而，国家的权力是人们对国家的一种委托，公民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而这种信托关系蕴涵着公平正义的理念。廉政建设才能够保障这种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能够得到实现。

（三）社会契约理论警示了廉政建设失当的救济途径——订立新约 

人们缔结社会契约进入政治社会是为了保障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国家拥有的公权力是公民让渡自己权利形成的。国家及政府应当“用明确不变的法规来公正地和同等地对待一切当事人；通过那些由社会授权来执行法规的人来判断该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关于任何权利问题的一切争执”。[⑨]国家和政府的权利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而被授予的，政府应当保护公民的权利。

但现实中往往有公民的权利被践踏的情形，“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强力对付强力。”[⑩]此时，公民有权取消契约，用暴力收回自己授予国家的权力。政府如果不廉洁抑或廉政建设失当，势必造成政府运作失当而践踏公民的权利。此时，公民有权利推翻政府缔结一个新约。

三、社会契约理论视角下廉政建设的实质与追求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1]一个政府如果腐败，势必会造成国家的衰败与灭亡。相反，一个廉洁的政府则可以使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政府的廉洁性与国家公权力有效合法运作攸关。廉洁的政府不仅仅能够在公民心中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还能有效合法的运作公权力，不会造成公权力的运作失当，甚至是公权力的滥用。

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相对，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保护与制约。公权力的运用与公民权利的保护密切相关，一个廉洁的政府才可能会合理运作公权力。廉政建设是一个事关公民权利保障的重大事项。社会契约理论视角下的廉政建设即是合理的规范政府，保证公权力的合法合理运作，以进而保障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如何保障？特别是在现今的“行政国家”时期，这是社会契约理论及以其为基础所衍生的理论所密切关注的问题。政府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关系大致经过了公民权利本位、公民权利范围扩张与公共管理三个重要阶段。虽然各个阶段内容有所侧重，但在社会契约理论视角下，公权力来自于公民自然权利的让与，国家与人民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公民权利的最大限度保障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间关系的核心，因为“人们最初缔结社会契约进入政治社会的动机和目的是保障人类的自由、平等、生命和财产”。[12]廉政建设的价值在于其能建立一个“健康的”运作公权力的主体——政府，运作好公权力本身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保护。

(该文章荣获湖南省“廉洁护航中国梦”主题征文比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