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记者段羡菊、曹光晖/湖南常德报道
纪委书记彭晋镛从事的是监督工作，却走上了腐败的悬崖
《瞭望东方》独家采访了湖南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到常德与市纪委的同志座谈，并且来到他曾经担任县委书记大红大紫过的桃源县寻访，将一个真实的彭晋镛还原给读者。
民兵营长的影子：在地毯上吐痰
在常德，彭晋镛是人皆可评论但却难以真正道清说明的谜。
彭晋镛1947年生于常德县(今鼎城区)农村。彭晋镛一位高中同学向记者说，1963年到1966年，他和彭晋镛一起在常德县一中读书，同级不同班。“彭的学习成绩一般，名气不大”。
毕业后碰上了“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已经被废除。两个人都是常德县有名的民兵营长。彭晋镛当时留给他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民兵营长时，冬天搞农业生产，天气寒冷，他不止一次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贫下中农穿”。
1973年10月，彭晋镛入党。恢复高考后，他们先后考上常德师专，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1年大学毕业后，彭晋镛被分配到常德县五中教书。当时正逢蒿子港区选干部，他当上了党委宣传委员。1983年全国推行第一次机构改革，对干部选拔提出了“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三化”要求。有大学文凭的彭晋镛，从区宣传委员被破格提拔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这一年，彭晋镛36岁，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不惑之年。彭晋镛从此一帆风顺，而且抓住了每一次机遇。1985年任县纪委书记。1988年，常德市撤地建市，扩充干部，彭晋镛调任市纪委副书记。
1990年，彭晋镛走马上任桃源县县委书记。在此之前，他曾经作为市纪委的工作队长在这个县的盘塘乡办点。桃源县域面积居全省第四位，是常德一个大县，把它交给彭来主政可以看出当时组织对他的重视和信任。
常德市不止一名了解彭晋镛的干部在接受《瞭望东方》采访时认为，彭的水平、素质和为人只适合当乡村干部，不适合委以市领导这样的重任。“组织部门把他提得太快了，拔得太高了，这也暴露了组织部门的选人问题。”
让很多常德人难忘的一件事是，彭下基层时帮农民洗脚，媒体以《农民的儿子》为题报道他。
另外一个细节则不同，纪委一位干部反映:“我跟他出差，在宾馆，多次看见他在地毯上吐痰，不讲卫生，也不爱护财物。”而查办此案的省检察院反贪局二处处长周庆文认为:“他是农民出身，农民式的善良在他身上越来越少，但农民式的狡黠、爱占小便宜的毛病，非常明显。”
“孺子牛”县委书记:诚朴其外，败絮其中
彭晋镛当县委书记时，湖南日报头版头条推出《桃花源里孺子牛——记桃源县委书记彭晋镛勤政为民的事迹》。全文长达6000字左右。
这篇报道主要介绍了时任桃源县委书记彭晋镛的3件事情：
第一件事：彭晋镛14次进全县最贫困的乡芭茅洲访贫问苦，自己家却三次照不成一张“全家福”。第二件事：彭晋镛从不吹“泡泡”，干工作求真务实。在桃源工作4年多时间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全县800多个村，他跑了600多个。第三件事:治水有功，经过两次艰苦的大会战，使大片良田得到有效保护。
1995年，罩着“全国百佳县委书记”光环的他荣升常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在桃源，《瞭望东方》找到当年他任县委书记时的同事和部下，提出同一个问题:“当你第一次听说彭晋镛出事时是怎么想的？”答案几乎一样：奇怪，惊讶，怀疑。
王兆元却语出惊人:“彭晋镛出事，早在我的预料之中，这叫东窗事发。”彭当书记时，王身兼文化局长及文联主席两职。“我一路来是这样评价他：有句话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认为他是‘诚朴其外，败絮其中’。”王细细道来：
第一个问题是沽名钓誉。1991年下半年，当时桃花源风景区正在起步建设之中，我调到桃花源修复开发领导小组当副组长。有一次，组长临时通知我，彭书记下午来桃花源参加五柳湖大堤的挑土，我一听就比较反感。刘政同志主持敲定修复桃花源景区，市县领导都来了，他没参加;修复资金困难，我们找他不解决问题;市委书记、市长一般是一周到半月就来桃花源一次，看建设进度，他来桃花源比领导要少一半。第二天县电视台的新闻播出来了，“县委书记重视桃花源建设亲自挑土”。
第二个问题是心胸狭窄。随着桃花源风景区建设的加快，我和组长对外接触的机会多了。有一次他到桃花源来，我和组长陪同上山，他忽然发话，你们“两王”(组长和我同姓王)现在是新闻人物，比我们县委出名多了。
第三个问题是势利眼。1992年下半年，我们组织一批书画家到桃花源现场作画、写字，非常热闹，我们请县领导参加。他发现一个人字写得很漂亮，以为是省里的书法家，非常热情地拍他的肩膀索字。后来从我这里了解到，这个人是县中学的一个老师(现在是闻名全国的书法家)，态度就变了。第二天晚上，这位老师客客气气给他送字，他正在家里看电视，既不起身，又不倒茶，丢了一句“要得，你给我放在桌子上面”，就不睬人家了。
“彭分等看人，你不碍他的事，他对你非常客气；再就是如果不在一起共事，就难有深的了解，我经常跟他打交道，和群众接触比较多，所以对他的事知道的多。县里很多干部群众只看到他的外表，而我看到内在。”
市纪委书记的“绝对权力”
1995年11月—2001年10月，彭晋镛担任中共常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01年11月至2002年7月担任中共常德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权力地位高了以后，随着监督越来越缺乏，品质上的问题推动着他跨越党纪国法的“红线”。
1998年，彭晋镛提出将收取的市属18个单位的清房罚没款201.93万元留市纪委开支，其他几位副书记没有提出异议。“备用金”是彭晋镛自己取的名字。
2000年初，按照省纪委的要求，市里开展收支两条线清理工作，所收罚没款都要如实上缴。彭晋镛说，这种事现在很普遍，不止纪委一家。彭表示要论责任，他是一把手，出了问题他负责。其他副书记见彭态度坚决，自然也不提出异议。
彭晋镛问题的出现，既有他自身的责任，也有体制上的弊端。已退休的常德市纪委监督局长谢春开对此评论说：“对彭不是监控不力，而是失去监督。”
常德市纪委、市委多名干部向《瞭望东方》反映，彭不把市委其他领导放在眼里。对其他副书记、常委表现出既不尊重别人，有些需要配合的事也不配合。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彭对一把手毕恭毕敬。一把手打的招呼，坚决照办，不打折扣。一位市委负责人说，在市委常委会上，只要一把手眼神动一下，他就忙得团团转。
市委助理巡视员张正钧说：“实际上现在对一把手是失控的，没有人敢监督，也监督不了。一把手自己思想稍微歪一点，什么问题都会出。现在查处了一些一把手的问题，往往要么是窝里斗，要么是突发的意外事件带出来的。很多官员的问题，不都是‘小偷’偷出来的吗？一把手都是上面任命的，不是群众公选的。他只对上面负责，除非这个人臭名昭著，否则很难监督处理。”
记者与一些党政干部交流，请教对监督部门如何加强监督的看法，总能得到热烈的回应。一些县市区的纪委，在人们的印象中本来是“清水衙门”，但是由于罚没款按比例返还，纪委成了工资外待遇比较好的部门。一位县委书记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像纪委、检察这样监督别人的部门，在县里面可以说难得有人管得了，这种现象应该值得高度关注!”
一位检察官对记者作了一个比较:检察部门查案有个定罪标准，比如说涉嫌贪污多少钱才能够查，纪检没有，或者说标准很低;检察部门查案有完整程序，环环相扣，比较透明，如果办错了，就要国家赔偿，而纪检部门则没有；检察院有人大、纪委和政法委监督，检察机关内部有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纪委找谈话。”他所属的检察院几个干部，就是纪检组查下来的，但纪委呢，除了上级纪委，可以说失去了监督。
案发之后，彭晋镛在向省纪委写的检查中说，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本人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外，还在于:“自己是搞纪检监督工作的，又是市纪委的一把手，没有人敢于监督我。想说不敢说，有意见不敢提，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身边少数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为了得我的好感，从来不说一个‘不’字，也帮了我的倒忙。受到组织的查处后，有些情况和问题，我才恍然大悟。”
记者在常德市纪委采访时，多名干部说起彭对纪委的控制，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名：“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彭晋镛身上再一次得到了充分演绎。
才下权力巅峰，又上贪婪顶峰
2001年底，常德市工商银行姜全贵收受他人3.9万元的财物后，觉得对方不可靠，即以化名“宁洁”邮寄给市纪委书记彭晋镛。彭开始以为有人想陷害他，要办公室去查清这笔钱的来历。过了年后，他见没有什么动静，便称这是广东一个亲戚托他在常德办事寄来的，取出来揣入自己腰包。
为了刮钱，彭晋镛没事找事。他患了血吸虫病，年年住院，看望他的人送礼，来者不拒。外孙过3岁生日，两口子在华天大酒店备酒，通过司机传话给纪委的干部。
2002年，彭晋镛的母亲去世，请人帮忙的9000多元钱丧葬费用，在公款里面开销了。
2002年，彭晋镛走下了权力的巅峰，同时又爬上了贪婪的高峰。然而丧钟已经敲响了。
2002年10月初，市纪委主要领导调整已经明确。彭即将调离纪委。彭晋镛在纪委两次召开书记碰头会，通报“备用金”的使用情况，称余额在60万元。彭再次强调，“备用金”开支每张单据都是经过他严格审核的。
2002年12月初，徐友谊跟着彭晋镛调任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徐办理工作移交时未交“备用金”收支票据，徐称“备用金”已无余额。市纪委几位书记对徐进行耐心教育，要求徐交出账目和票据。彭找到市纪委一位副书记，称“备用金”的开支“只交数，不交账，开支情况我都审核过的”。
迫于无奈之下，经彭晋镛允许后，徐于
2003年1月，根据省纪委领导的批示，省纪委组成调查组对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核实。
省纪委三处副处长李建成是省纪委派出的彭晋镛案调查组组长，他告诉记者，彭晋镛在北京购有两套住宅，价值达300余万元，这一点引起了纪委办案人员的疑问。办案人员通过调查排除了其家族亲属赞助的可能性后，将资金来源放在受到彭恩惠的党员领导干部、国企和民企经营者身上。
在常德，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乐于帮人，而且说话算数。要想升迁或者解决问题，找彭晋镛管用。在常委会上讨论人事时，你买我的账，他就拿开本子，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好;你不买我的账，就拿开本子，说这个人正被举报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人自然就被搁下来。
彭晋镛以收钱的多少决定亲近程度，以亲近程度决定对干部说话的轻重。据办案人员介绍:一个私营业主想弄个市政协常委，找到彭，彭说要得，我家里缺钱，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一下借了10多万，说要打借条，实际上也没打，这个人的常委也当上了。
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耒献明告诉记者，经查，彭向别人开口借20万元。此人说，我手上没钱，从区财政借20万元给你，彭说不行。此人说，那我从其他单位借，彭又说不行。此人最后找一个建筑老板拿了20万元，彭这才收下这笔钱。
一向聪明谨慎的彭，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在“作案”手段上为什么犯这样愚昧的错误，关键是三种心态左右了彭晋镛。
一是“船到码头车到岸”。
2001年，彭晋镛由市纪委书记转任市委副书记，主管纪委的同时主管政法，当时到了权力的巅峰，人家笑他“党纪国法一肩挑”。而他自己也感觉仕途已经到头了，开始考虑个人问题就多一些。通过查“备用金”的账就可以看出，任市委副书记以前，他基本上没怎么动，真正动用主要是去年班子换届前。
二是有恃无恐。
为什么他挥霍“备用金”有恃无恐？办案人员分析他是这样的心理：“我报一点，吃一点，没人查，都是这个风气；再则，我毕竟是市领导，没人来查我。”
常德市委和省纪委对此案的查处特别坚决，省委副书记孙载夫说: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因为是纪委的问题就不查。省委主要领导对此案的查处也是态度鲜明。
彭晋镛案发后，常德全城沸腾，消息传到长沙，谣称彭晋镛一案带出了50多个处级以上干部。事实是，彭晋镛案带出常德市委副秘书长、武陵区区长、市工商银行副行长、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市国土局储备中心主任等5名处级干部涉嫌受贿总额近300万元的5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常德长期徘徊不前的反腐形势为之一变。
三是安排“后事”。
为福荫子孙而聚敛私财的心理，在彭晋镛身上表现突出。他把涉嫌非法得来的钱花在了儿女身上。一部分用在女儿留学，大部分用于在北京买房。
有一套是1万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