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9日下午，中央第三巡视组向天津市委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 资料图

“圈子文化不绝，政治生态遭破坏；政治原则性不强，好人主义盛行。”这是去年10月中央巡视组巡视“回头看”对天津反馈意见时，严肃指出的重点问题。
措辞严厉的反馈意见背后，是天津市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立山头、搞宗派、建圈子，培植私人势力，严重破坏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当地政治生态。黄兴国、杨栋梁、武长顺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早在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
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天津市委明确表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立说立行、坚决整改”，并将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作为巡视整改重中之重、专项整治之首，决心以刮骨之勇、雷霆之力、穿石之功，坚决打赢这场政治硬仗。
把自己摆进去，以上率下强力推动
2016年10月10日，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第二天。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组织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会上，他明确指出，这是一场政治硬仗，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把讲政治贯穿到巡视整改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对党的绝对忠诚推进巡视整改各项工作。
以此为起点，全市巡视巡察机构进驻各部门各单位，深入查找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巡视巡察情况表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一针见血、精准深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的确具有深厚土壤——
同志之间拜把兄弟、认干亲的有之，在工作交往中搞亲疏远近的有之，寻靠山、立山头，在主管单位形成“势力范围”的有之，选人用人以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有之，宗族派系圈、亲属圈、战友圈，甚至同学会、老乡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问题表现在下面，根子往往在党委（党组）。对此，天津市委认识深刻。李鸿忠明确提出，整改要自上而下，从市委常委会、市级领导干部改起，带头认账、带头整改、以上率下。他特别指出，党委（党组）书记是政治生态的“元”点，是风气之“源”，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是关键。
言出即行。
在专项整治中，李鸿忠多次组织专题研讨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措施，强调要突出政治整改，以政治担当、政治标准、政治勇气和智慧，解决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的突出问题。
在市委办公厅会议处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上，他以普通党员身份，紧紧围绕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表示“在天津，我决不搞圈子，这既是身份之必须、履责之必须，也是我能够批圈子、拆圈子的资格。请同志们对我进行监督”。
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市委常委、市领导同志把自己摆进去，对巡视反馈问题主动认领、从我改起、向下传导，并切实履行专项整治的主体责任，组织抓好分管领域整改落实工作，带动全市整改工作扎实推进。
上行下效。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都从自己查起，挖根子、查病灶，将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具体行动，上下联动，一起诊疗、一起“康复”，形成了铲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土壤的强大推动力。
聚焦“人事因制”，深挖细查破除积弊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把社会生活中的亲情友情、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表面上人情味儿十足，但本质都是以牺牲党的政治原则为代价，满足个人私欲私利，是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
天津港集团原董事长于汝民案，就足以令人警醒。

在天津港任主要领导的20多年间，于汝民利用职权便利，先后将6任秘书安插在天津港和相关部门的关键岗位上。而新任秘书又以“前任推荐后任”方式违规产生，形成了一个具有裙带关系的“秘书圈”。
在这些秘书眼里，党规党纪、组织程序，都抵不过于汝民的一个指令甚至暗示。多年来，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这个圈子都让于汝民在天津港为所欲为，尤其是在选人用人上，他任人唯亲，营造“只有跟着我才能受重用”的氛围，让许多踏实干事的干部寒了心。
谈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对天津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邓修明感慨地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干部干事创业、经济发展的“内伤”，必须猛药去疴、重拳整治。在专项整治中，他们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作为纪律审查重点，将一个个隐藏多年的“圈子”深挖出来——
红桥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可建立“友谊圈”，利用职务便利，为“发小”“好兄弟”谋利；津南区水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万继全的身后，始终跟着一个“商人圈”，随着他职务提升，一个个小包工头也发展为上亿资产的大老板；涉及武长顺案的多名行贿买官人员逐渐“浮出水面”。
对发现的典型问题，市委明确提出，要聚焦“人事因制”，动真碰硬。人，就是要具体到人，主要是第一责任人。对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见底、见人。事，就是要具体到事，要敢于亮丑，把问题摆准、摆透、摆到位。因，就是深挖根源、触动灵魂，对照党章党规深查细查，敢于下手术刀，不怕疼。制，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章立制，堵住制度漏洞，强化刚性约束。
市委巡视办主任殷奇介绍说，巡视整改以来，针对涉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全市开展提醒谈话95人次、函询62人次、诫勉161人次。其中，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均被作为纪律审查重点，进行了严肃处理。针对这些问题，重大事项决策、民主生活会督查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在各部门各单位逐步完善。
为了破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积弊，在2016年区县换届中，天津打破以往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的“潜规则”，坚持干部工作一盘棋，大力推进干部交流，共交流市管干部111人、轮岗63人，占班子成员总数的33.9%，是历年来交流力度最大的一次。
与此同时，市纪委对换届人选严格把关，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首关不过，余关莫论”，对搞小圈子和不担当、不尽责，甘当老好人的一票否决，有86名局处级干部因政治意识差等问题未被列为换届人选；排除有问题的代表、委员人选1260名。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着力治本强化担当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红桥区，在专项整治中却成了热点。到目前为止，已有6名市管、区管干部被组织审查，其中就包括原区委书记张泉芬。而她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擅于上下结盟。
对上，她是黄兴国“圈子”里的人，并因此顺利坐上了区委书记的宝座。对下，她与被查处的5名干部都有利益往来。也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当发现他们有问题苗头时，她从来都是“装聋作哑”、视若不见。值得深思的是，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干部，如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可、杨茂顺，区园林委某下属公司原经理多时春等，最终都因为为各自的“发小圈”“兄弟圈”谋利，走上了严重违纪违法道路。
对此，邓修明认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往往互为因果，根子都在党性弱化、在政治上不担当，是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不严肃的必然结果。因此，从根本上铲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土壤，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管起。
专项整治就是一次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
对全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集中轮训，突出政治之训、纪律之训，使他们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有了清晰认识，从“见怪不怪”到自觉远离、自觉抵制。
以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为主题，全市各级党组织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使人人受警醒、人人受检验、人人有提高。
组织全市各级党组织对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情况进行检查，对自身党内政治生活现状作一次认真自查自纠，发现、解决问题6685个，建立完善制度规定6915项。
前不久，天津市委审议通过《中共天津市委关于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的工作意见》，明确提出了28项工作任务，并具体分解到市委各相关部门。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关键少数尤其是“一把手”仍然是关键，只有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才能把集中整治、祛除病灶与常管常严、强基固本无缝衔接起来，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重塑政治生态。
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专项整治以来，全市约谈有关党组织负责人50余人次，问责党组织269个、党员干部880名，释放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铁英就是其中一员。由于司法局200名局处级干部的440名亲属在本系统工作，违反了干部任职回避规定，也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提供了温床，包括他在内的13名局级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
提起这件事，张铁英感到非常懊悔。早在2015年，他刚到任时，就曾下决心整改这一问题，但因为“阻力太大”，而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结果不但是同志受处分、自己被问责，更严重影响了单位形象。此时，已经醒悟的他明确表示：“吸取教训，今后一定‘宁听骂声不听哭声’，这样才能对得起肩负的‘责任’二字。” 
（原题为《天津强力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修复政治生态》）